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大兴调查研究:读《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的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为逻辑起点,分析在调查研究工作过程中应把握的工作原则以及对当今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启示。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基于《〈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本考察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作为反映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经典文献,内涵丰富,思想精深,其核心要义包括: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实事求是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群众是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阶级分析法和开调查会是重要的调查研究方法。重温这一经典文献,对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科学决策质量、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科学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毛泽东江西农村调查析论

毛泽东江西农村调查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为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底层规律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讨论式调查会、个别访谈、参与式观察、解剖“麻雀”等调查形式,在江西进行大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系列报告,具有针对性、反思性、有效性等特征。毛泽东江西农村调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具有为基层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有利于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能力、有利于增强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当代价值。

从陈云《青浦农村调查》看“唯实”精神

开展调查研究是陈云在各个时期都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工作方法,陈云一生中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不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政策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为了解决威胁全国的粮食问题,科学调整指导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政策方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阐述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分析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征程中,必须认清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调查重要性的认识,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倾听群众心声、摸清基层实情,把握乡村振兴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乡村发展瓶颈的方法和路径。

《农村调查》中蕴含的主要方法、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调查研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党内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农村情况,逐步探索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其中《农村调查》中蕴含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积累的宝贵经验等,不仅为党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适应了整风运动的需要,而且对当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毛泽东同志第一篇农村调查报告的新发现

1926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调查后,撰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7年3月以《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笔者近年在研读这篇调查报告过程中,发现这次调查活动跟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考察活动存在直接关系,调查报告中运用的“机会损益”算账方法更是对会计理论和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论全面抗战时期林伯渠的农村调查

全面抗战时期林伯渠对甘泉、富县的农村调查,是在整风运动背景下进行的,以考察政策从上到下落实情况为目的的政府主动行为。他通过深入农村,搜集各方意见,切实了解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而及时调整政府政策,具有强烈的政策服务性质。这次调查与同时期其他调查相比,特色鲜明,作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其所做的农村调查更具问题导向,并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这是同时期其他调查所不及的。调查活动推动了边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亦是一次深入的社会动员,更成为边区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典范。

毛泽东苏区农村调查及其当下价值研究——以1930年吉水三大调查为中心

1930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蓬勃向前发展的一年,为了深刻了解我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引导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年中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下了许多农村调查著作。

毛泽东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土地革命政策制定过程考察

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组建、成长中逐步形成了一种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该模式的组成模块及其要素,能够确保党的领导集体对所处环境及面对的问题作出的反应趋向于整体利益。但在1927年前,党的政策实践活动不充分,这一模式也不完备。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解决了土地没收范围、土地分配数量标准、富农问题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农村调查在促成土地革命从原理到方案的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理性决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农村调查成为政策反馈机制,为中国共产党的能动性决策提供了条件,集体理性决策模式进而具有了自主学习功能。

毛泽东在韶山如何开展农村调查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最早倡导者、积极探索者,也是成功实践者。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而家乡韶山就是他开展正确的调查研究的起源地。重温毛泽东1925年、1927年两次在韶山开展农村调查的实践,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之路,非常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1930年缘何成为“毛泽东农村调查年”?

土地革命斗争时期的1930年是毛泽东开展农村调查最为密集之年,全年共开展11次调查,均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这一年也可称为“毛泽东农村调查年”。1930年是土地革命形势发展最为迅猛的一年,尤其是下半年,毛泽东领导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成立红一军团、北上攻打南昌、成立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九次攻打吉安、召开系列会议抵制“立三路线”、部署第一次反“围剿”等。且因工作劳累,毛泽东在10月间“身体比较差,休息很少,经常咳嗽”。如此紧张的斗争间隙却带病密集开展调查一定有十分明确的目的。

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从农村调查看农民利益保障

在农村调查中 ,农民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一些基本权利和利益保障问题。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也就成了当前农村工作中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 ,农民利益保障应该得到重视 ,尤其应该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上给予充分的保障 ,以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参与性农村调查方法在妇幼卫生服务评价中的应用

介绍了参与性农村调查方法(PRA)在妇幼卫生服务评价中的应用。倡议开展农村妇幼卫生服务评价时,应用PRA,注重和促进社区目标人群——广大妇女的参与,为调查、评价、计划和决策开辟新的方法和途径,为政策制订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以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探讨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中央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了更好地得到赣闽粤边区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为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从空间区域上来看中央苏区与赣闽粤边区这个客家大本营地区大致吻合,换句话说就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做的农村调查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客家社会的调查,因而这些调查对研究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抗战时期,张闻天及其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进行的晋陕农村调查,乃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相当重要的社会调查,其不仅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大量资料,有的已整理出版并为研究者充分利用,有的则被怀疑散失于战火或其他社会动荡之中。尤其是此次调查历时最久的晋西北14村调查,除张闻天自己整理完成的极少量资料公开发表外,其余绝大部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明它们的下落,而实际上其原始资料仍然较完整地分布于晋省或晋西北的相关地方,这些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将非常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历史,同时亦对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做了最重要的补充,甚至可能会改变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某些结果。该项新发现的资料,内容丰富、数量浩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基于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报告的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乡村熟人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边远山区及根据地等多重社会背景下酝酿发动的,导致中国革命可配置的政治动员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极为有限,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目标设置、革命动员的方式与斗争策略。1930年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围绕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展现了中国革命艰巨、复杂、丰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