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机制的探析

随着近期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正式挂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战略,将继续迎来其巩固、发展的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作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进展水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工作收入低、压力大,流失率也不少。在留住农村人才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良好的薪酬制度必须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原来固化的工资结构需要革新,根据工作业绩表现等多种因素领取薪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才能得到提高,从而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权能

经营管理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根本方式,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所需考虑的核心事项。目前学界存在职责说和权能说的分歧,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法内部出现两套相互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割裂了整个组织体系。为此,应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开展经营管理的职能”并非一种职责,而是一种权能。集体经济组织基于集体所有权分化而享有经营管理的权能,并且此种权能应当是一种整合性的所有权权能,相关的经营权能和管理权能并不能分别予以配置。在这一路径下,整合性的经营管理权能是集体经济组织向外连接市场主体、向内连接成员的中枢所在,权能内容包括选择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制定和执行经营管理的章程和制度、决议,以及其他日常经营管理等。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标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确认标准必须既有理论解释力,又具备可操作性。探寻成员资格实质所依据的土地社会保障标准、法律行为标准和财产对价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且理论解释力不足;而以可操作性见长的户籍或者户籍优先标准、固定生产生活标准和综合标准,很少讨论成员资格的理论依据且其实践适用优势逐渐丧失。同时具备两项要求的现有土地权利标准,以现有土地权利的双重属性作为成员资格确认的理论基础,以土地权利证书所载家庭成员名单作为可操作的制度资源,能够实现推进成员资格确认。可行的方案是尊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成果,确认证书所载的土地权利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实现占多数的一般成员的资格确认,也能够解决特殊人员的资格确认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现状及模式探讨

为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维护好群众的经济利益,概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详细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现状,明确财务管理监督不足、财会基础工作较差、财务公开不够规范等问题,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优化策略,通过创新财务管理模式、重视财务审计核算、完善财务内控制度、构建监督管理体系等措施,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财务管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绩效的影响

为了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财务管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绩效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选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绩效的14个具体指标,包括利益相关、内部管理、学习与成长3个维度,并以A市36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绩效水平为样本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财务制度的合规性和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绩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财务管理在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方面绩效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调。此外,控制变量如组织规模和类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和补贴、技术创新和应用、地理和气候条件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组织绩效。

浅析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措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各个农村都贯彻执行了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各个行政村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式,对本村的集体资金进行统筹与规划,保证本村集体财产得到有效地运用。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财务管理存在的认知偏差,农村地区财务管理水平还处于较低的状态,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加强农村财务管理水平,以科学、专业的财务管理体系,为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本文主要分析了加强农村财务管理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关的优化建议,希望能为广大农村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升级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优化的路径选择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财务管理的优化已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课题。为了探究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优化的路径,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探析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优化路径的实施方向。结果表明,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存在财务管理体系不够完善、财务信息采集和处理较薄弱、财务的公开和透明度低等问题。因此,建议从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体系、加强财务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推进财务的公开和透明等方面入手,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研究——以A地为例

通过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重要性,以A地为例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得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绩效从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增长能力、内部管理、民主监督、权益保障等6个方面进行评价;A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绩效整体较好,但仍然存在营业收入增长率较低,筹资渠道和结构不够科学合理,财务账簿信息和数据不够清晰明了,缺乏相应的重大事项参与管理制度和监督管理渠道等问题,进而提出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优化经济组织产业结构,创新生产经营模式;优化财务资金管理方式,加强组织成员权益保障等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研究

做好财务管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及案例分析,梳理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信息不透明、专业性不足、资金使用不当和对外经济风险管理不足等问题,并提出需要建立透明的财务信息公开机制、提供专业的财务培训、建立健全资金审计制度,以及加强对外经济合作风险评估等建议。

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措施——以广西马山县为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三资”管理是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其工作质量会直接影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与完善和农民的合法权益。该文简述了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意义,对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为例,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管理工作优化措施,以供同行参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现存问题及应对方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国家政策扶持的重心由城市慢慢倾向农村,农村经济振兴、生活环境治理、村集体综合实力增强等,已然成为实现新型农村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加强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工作,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保障,在现代化新型农村建设中具有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工作中仍存在着村内新老会计不办理财务交接、多年前的白条付款无法追回、大额支付现金等较多财务问题,不但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可能造成村民矛盾或上访,甚至还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本文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进行研究,究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多元主体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方面,应当完善公积公益金制度,并通过二次量化,逐步取消原有的集体份额。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面,既要明晰成员享有份额的差异性和全部成员享有份额的正当性,还要着重关注份额户民事主体资格的确认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实现通过“确权到户”保障新增人口权益的政策目标。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面,成员份额兼具的财产功能和社保功能决定了其对外流转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成员份额的路径应当是立法关注的重点。

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与壮大集体经济的一致性与适配性研究——以成都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为例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的调整改革有利于打破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障碍,促进乡村产业布局调优、乡村治理降本增效,对加速壮大集体经济意义重大。成都作为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典型,其基层组织结构的优化改革对壮大集体经济的加速作用显著,但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空间优化规模效应传导不足、乡村组织运行机制不明、集体资产盘活不精准等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未来持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借助农村基层组织改革成果,以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完善乡村组织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逐步体现数量调减、布局调优、成本降低的改革效能,重塑乡村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壮大的新版图。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保的程序控制与法律效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完善为中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属于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活动、取得营业利润即为题中应有之义。经营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担保信贷也就不可避免,如此即不宜否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担保能力。不过,担保有危及集体财产安全和成员利益之风险,为防止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随意以集体财产提供担保,法律上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担保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保应经成员大会审议决定,章程可以规定由成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决定。担保决策机构的决议应以绝大多数决通过。未经担保决策机构决议的,担保合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发生效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对人所受损失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予以分担。

社区性市场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定性

法理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角色的准确定性,是围绕这一组织体进行科学立法的逻辑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诸多争点的背后与我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角色之定性不到位、不明确不无关系。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对集体产权改革政策和实践的积极回应以及对现行实证法体系化效应考量等,法理上,宜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角色定性为社区性市场主体。在当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性决定了集体资产股权的初始配置宜在本集体范围内按照成员身份公平配置;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在对外转让时,受让方的持股比例和股权权能需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如此,方能妥当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社区性和市场性二者间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困境破解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从制度阐释、制度评价和制度完善三个层面依次进行。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范内涵,即区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前者作为所有权归属主体,后者作为所有权行使主体。在主体多元、关系复杂的制度设计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权限不清、定位不明、能力不足的三重困境。以“代表说”为基础,塑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的法律关系,发掘代表的制度价值并予以完善。在组织权限方面,应消除集体产权“折股量化”范围限制的影响,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全权管理;在法律定位上,从成员构成方面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的资质,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异化为以股权投资为基础的一般农业经营主体;在组织能力上,着重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效率,并从资产收益取得和分配规则上充实其收入能力。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制度建构

终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为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在职能上兼具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双重属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不会动摇集体所有权,也不会致使其职能落空,完善的退出机制反而可以增进集体经济的市场效益。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制度存在解散事由限定范围过窄、高负债下破产适用观点不一以及责任财产范围界定模糊等问题。对此,应当在合并、分立的基础上扩大解散事由范围,增设自愿解散与违法强制解散;通过债务分摊及分期清偿、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源创收等非破产途径解决债务问题;划清责任财产与集体资产的边界,并通过财产来源分类确定责任财产范围。

加快立法护航江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对于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江苏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2023年7~9月,我们对南京、扬州、徐州3个设区市15个县市(区)的20余个镇村社区(街道)走访调研,并在全省开展问卷调查,收回问卷2007份,以期进一步明确应重点规范的内容,为立法提供支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治理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是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民法典》延续了原《民法总则》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定位,突破了传统法人的分类方法,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使其区别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中蕴含了“公共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然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中营利性功能长期被忽视,造成了农村集体财产资源的浪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格取得、内部激励机制设计以及责任承担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改革空间。公司作为典型的营利法人,其治理体系值得参照。公司治理体系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较为完善,利用“公司化”治理思维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模式的创新,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赋能乡村振兴。与此同时,要警惕“公司化”治理带来的风险,杜绝一刀切式地适用公司治理模式,在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基础上激活农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