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的动员机制与生成逻辑

社会动员能够在短期内最大程度上整合治理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实践中,动员网络、动员方式、主体互动机制都呈现诸多新变化,既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又发挥政府的专业化优势,同时根据治理情境变化,能动性调整动员策略,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是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有其内生逻辑,它是执政党基因、公共权力基因、公益基因、社会责任基因等多元基因融合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动员机制的新呈现。

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基于吉林省C县G村的调查

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进程中,一部分农村出现了"非农产业+市场化"替代原有的"农业+非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替代模式剥夺了农民赖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而使农民高度依赖市场收益,导致农村风险社会的来临。本文通过对吉林省C县G村的实证调查,揭示了这种替代模式的发生过程及其后果,并试图以此丰富农村发展策略的考量要素。

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依据及其运行困境

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危险相比,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及其存在状态更有其特殊性。深入剖析农村社会风险的特殊性不仅有助于我们识别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而且还能为建构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提供行动依据。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有效运行主要取决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制度体系发育与完备程度,同时还受到包括文化习俗、生活惯性等在内的诸多非制度因素的制约。健全制度体系与消除非制度障碍是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走出运行困境的必然选择。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农村社会风险防控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说明了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区域差别及共有的问题,然后阐述了中国各地防控农村社会风险的不同特点,接着探讨了国外防控农村社会风险的独特经验,最后根据比较提出了中国各地共同适用的防控农村社会风险的对策。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学术界称之为"风险社会",农村社区同样不能避免。如何预测农村社区中存在的社会风险,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因此,在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预测了农村社区中存在的五种主要社会风险,并提出在农村建立一种风险管理体系。

农村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研究

介绍了农村社会风险研究的现状,并从风险与自身生存联系的紧密程度、发生原因、是否可控和可识别程度4个不同角度将其分为生活、整合、内生、外源、可控、不可控、显性、隐性等风险,通过分析各风险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危害,以期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风险识别及其分类

由于在试点阶段的制度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客观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导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活动在预期目标上的负偏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由此产生。基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面风险识别的系统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关键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及全员性原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风险主要包括制度内生风险、制度外生风险及制度外部效应风险。

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与农村社会风险规避

文章将村民选举制度纳入风险研究范畴,把村民选举制度产生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作为切入点,对村民选举衍生的风险进行辨识。在分析农村社会风险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村民选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以村民选举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提出了规避农村社会风险的对策,以期通过村民选举制度创新规避农村社会风险,谋求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善治。

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逻辑

农村社会风险问题错综复杂,其治理过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因此,应该对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明晰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五个基本逻辑:整体思维、生存伦理、发展导向、全面反思和以县为主,以便理清农村社会风险治理实践的思路,提高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效能。

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风险分析与路径提升研究——基于政府能力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断转型,农村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期。从政府能力视域下来看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其应对的主要困难在于政府对农村社会风险认识、预见能力的匮乏,政府制定相关农村社会风险的制度、政策能力的匮乏,政府实施相关农村社会风险的政策能力的匮乏。因此,首先,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政府对农村社会风险认识、预见能力的有限性;其次,政府应依法、科学、合理地制定相关的农村风险政策;再次,政府应及时、有效地实施相关农村风险政策;最后,政府应制定相关农村社会风险制度。基于这四个方面提出了能力视角下政府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既有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也有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直接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首先界定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内涵,结合历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原生性和次生性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聚焦风险源形成、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关键环节,深入解剖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个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内部因素激发—政治权威直接受损—群体行为失序—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而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外部因素诱发—政治权威间接受损—群体心理催化—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因此,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精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应树立整体性思维、全局观念。针对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需精准识别与精准治理,并运用差异措施进行防范预警和精准施治。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农村社会风险防控问题分析

当前，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加剧、冲突扩大等多方面因素致使我国农村社会风险不断增加。农村社会风险由单一的传统风险转变为复杂、多元化的现代风险，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有效防控，既有助于减少农村社会危机的发生，更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农村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研究

当前的湖南农村地区存在经济技术风险、政治法律风险、文化教育风险和生活风险等社会风险。这些风险不仅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而且成因复杂,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障碍。构建系统的湖南农村社会风险协同治理机制,对其实施有效的治理,非常紧迫。湖南农村社会风险协同治理机制包括湖南农村社会风险协同治理网络、湖南农村社会风险治理领导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湖南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供给。

农村电费实行社会化委托收费风险分析

国家农电改造要求逐渐提高，基层供电企业在响应具体政策条件下需要对工作内容进行细致的规划，目前由于人力资源的紧张情况，要真正实现电费收取和农网优质改造同步落实还有一定的难度。随着社会化委托收费机制的出现，对于人力资源的紧张状态做出适应性整改，确保生产活动的安全效益，维持经营管理工作的价值水准。但这类方案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风险问题，因此不能盲目跟进，需要适当地进行调整改革。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苏南模式改革机理分析——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

推进城乡和谐发展,如何解决"小三农"(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纯农民)的养老后顾之忧。无锡最为典型的苏南模式改革的思路是,立足保障理念更新与保障机制创新同步,分类指导与动态管理结合,以统筹城乡、全面覆盖、注重公平、增进福利为基点,完善"城保"、"地保"、"新农保"三项制度,落实"以工补农"战略,在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创出特色。

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初探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农民个人风险、农村组织风险、农村文化风险等社会风险,都对我国农村社会实现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实现危险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和反馈机制。

依据成因做好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情报工作

本文说明了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成因,依据成因提出需要完善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的几个标准,并探讨了获取相应的农村社会风险情报的对策。

警惕农村社会风险

当前,我国正处于整体性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各个领域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风险。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险社会＂平均化分布＂状态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持续影响,各种风险因素在进一步增加,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农村基层的风险社会正在形成。我国农村风险社会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性,主要表现为：

社会风险视域下生态扶贫政策工具及其适用机制优化

农村生态型贫困具有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的双重风险,同时也是阻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原因。梳理生态型贫困经由农村社会风险向农村社会危机演化机理,有助于准确识别农村社会风险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