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的体系构建与法律保护

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对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经济权利法律保护体系,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保护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权利,需要出台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专门法,并完善现代农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法律制度。行政机关出台的农业政策应符合法治精神,依法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应鼓励社会力量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并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解决方式。强化对经济权利的法律保护,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自身的作用,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技能教育和法制教育。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对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出重要部署。近年来,江苏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构建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激发农民增收活力等方面出实招、求实效。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发现,江苏农民收入总量逐年显著增长,增收渠道持续丰富,收入结构逐步优化,但也存在着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增长难以持续、增收措施未达预期等现实问题。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措并举、系统发力,千方百计助力农民增收。

乡村文化振兴中要尊重农民主体性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领域变革,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化,突出乡村文化振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人类是文化生成发展的主体,在推行乡村文化振兴中,提升农民主体性是关键。然而,当前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农民主体性提升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此,应重视并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构建与提升,通过提升农民思想道德意识、塑造农民自主观念意识、激发农民创新创造活力,使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推动力和创新源泉。

欧洲农民教育对浙江省高素质农民大学生培育的启示

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特别是农民大学生群体面临着传统教育方式的困境。通过梳理欧洲先进农业国家(英、法、荷、德)农民培育模式,总结其对浙江省农民大学生可借鉴之处,旨在为浙江省培育高素质农民探索多元化治理路径,也为全国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提供浙江方案。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政办[2024]17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为进一步做好全省农民工工作,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从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农民意愿的表达、流转收益分配、农民经济利益和生活环境情况等方面展开分析。从权利理论视角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进行探讨,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从健全农村土地管理法规体系、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协调流转和耕地保护的关系、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何以提升参训农民主体积极性?——以高素质农民培训实践为例

高素质农民培训是破解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而实践中农民培训面临着参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参训农民在培训需求研究中处在“旁观者”地位、培训目标设计时居于“局外人”身份、培训内容创生中缺乏“话语权”、培训效果评价时饰演“虚无化”角色等,这是农民的主体特征与主观意愿、培训设计、组织与实施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为农民赋能、赋利、赋权等内外结合的方式,激发农民参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农民培训效能。

返乡创业质量与农民共同富裕

本文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基于2019年和2022年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返乡创业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回答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对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质量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返乡创业质量每提高1个标准差,农民收入增加1.111%。调节效应表明,营商环境强化了返乡创业质量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且这一效应在第三产业和中部、西部地区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质量显著促进了低收入群体增收,并提高其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概率,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结论为全面认识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提供新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政策启示。

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基于鄂北两村的调查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基层治理全局,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成效,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关系中洞悉农民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与行动逻辑,发现农民集体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情境实践,即农民集体行动是在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成员组织化参与,在不同的主体互动中达成行动目标的共识,借助公共权威、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建立协作配合的合作关系,构建起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

有序开展粮经轮作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的就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促进共同富裕。目前总体状况是,除了部分集约化种植的大农场、大户种粮有效益、有积极性外,一些地区。

“人民文艺”中农民历史主体性的想象与构建

“人民文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艺。毛泽东将原本被排斥于现代文艺活动之外的农民作为文艺活动的主要对象,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艺生态和文化生态。如果从其启蒙对象即工农大众来说,“人的文学”没有实现其目标。“人的文学”未能完成的“启蒙农民”“改造农民”重任,最后由“人民文艺”逐步实现了。“人民文艺”使农民完成了观念上的转换与更新。要深刻理解“人民文艺”,首先要理解区别于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新文化强调的是反帝反封建;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则将“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文化”一道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此时,“人民文艺”更突出革命农民对“无产阶级意识”的接受过程;“人民文艺”赋予了农民以新的“人民”品性,塑造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成为其重要职责。

农民分化结构下日本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的发展经验和启示——以山形县置赐农业协同组合为例

本文以日本基层农业协同组合为例,探讨农民分化结构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路径,并对完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农民在规模、年龄、地权关系、经营和产业链融合等方面出现显著分化,并且已成为常态。日本基层农业协同组合利用制度优势,在坚持合作经济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一方面,打造地区公共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降低农资采购成本和成员风险防控成本,通过降本增效的方法满足分化农民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年龄、不同经营方式的分化农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有效满足分化农民多维度的个性需求,实现农民与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的共同发展。鉴于中国国情,建议通过健全成员认定制度、完善内外监管制度和增强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促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农民集体发展权刍议

新形势下农民集体发展权应时代变化要求而生,以更好因应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一直以来农民集体合作发展都有着悠久历史,发展权的集体人权意涵、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遵循、现代性下的农民个体困境更是构筑了当下农民集体发展权的新兴逻辑。面向未来,农民集体发展权的主体必然是农民集体,并需依靠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治理效能、优化农村社会保障来促进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实现,以使农民能够在乡村振兴下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农民环境权与集体发展权联动及共进析论

农民环境权为农民集体发展权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二者均共同关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农村地区的实现。但农民环境权面临法律保障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美好生活”向往对农村进一步提出“宜居”“宜业”发展要求等现实性问题,这些无不应当妥善应对。为此,需配以有效的治理模式供给和制度保障供给来实现农民环境权和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同频共振,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瑞典民主神话的历史解构——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农民议员为中心

长期以来,以农民阶级为主导的特殊性民主道路获得了瑞典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已经达到了“国家神话”的地位。在瑞典语文献中,第二议院经常被称为“农民议院”。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农民议员更是成为瑞典民主神话的核心内蕴,奠定了其特殊性民主道路的叙事基调。然而研究表明,瑞典20世纪的民主化进程与19世纪的农民民粹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在瑞典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农民议员是精英农民和社会新贵,其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异质性非常突出,作为保守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政治倾向并不符合时代潮流。农民议员将普通农民作为提高话语权的政治工具,无法代表农民阶级的整体利益。

我国农民教育制度的历史脉络、演变逻辑与变迁动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农民教育从不是一项简单的启智开蒙活动,其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以农民教育为抓手推进农民现代化并助力国家现代化发展。作为农民教育的基础,农民教育制度的确立落实与国家发展同步,先后经历了以促进新生国家认同为目标的确立发展期、以服务国家整体建设为宗旨的渐进推行期、以培养现代农民能力为重点的改革提升期和以培育新时代乡村发展新主体为导向的优化构建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制度的具体表现不同,但坚持党政主导、高度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贯穿于制度发展的全过程。从变迁动力看,环境变化、观念转变以及不同行动主体的推动相互影响,形成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推进了农民教育制度的发展。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高素质农民培育现状及对策

高素质农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且具有较高专业技能。与普通农民相比,高素质农民在文化、技能、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水平,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全面发展、农村持续进步,努力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力度,提高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养,尽可能多的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实施关键期,亟需培育出更多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和人才振兴提供重要支撑。1栾城区高素质农民培育概况1.1培育现状。

加强农民教育培训 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漯河市农业农村局以高素质农民培育为主渠道,以多种实用技术培训为补充,建立满足多种群体不同需求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扎实做好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努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一、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聚焦全面保障稳粮扩油和“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等五大重点领域,重点面向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种养大户。

跨越阶层的相遇:民间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子弟的社会流动

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受拆分型劳动体制的影响,许多农民工子弟成为乡村留守儿童或城市流动儿童,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往往得不到全面充分的保障,多数农民工子弟最终走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子弟能否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有较好的教育选择,他们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脱离父辈的生活轨迹、能否通过教育得到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问题既与农民工子弟这个庞大群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事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