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个体资本、数字技术使用与生计韧性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当国家外援式帮扶政策优化调整时,如何使脱贫户实现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从生计韧性角度切入,采用陕西省518份农民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民个体资本、数字技术使用及生计韧性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农民个体资本是提升其生计韧性的基础;同时,数字技术使用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三个维度提升了生计韧性,且在农民个体资本对生计韧性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为此,增强农民生计韧性应遵循在个体层面提升农民个体资本、在社会支持层面加强数字技术嵌入与赋能的思路,推动实现农民内生性可持续发展。

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去与留的实证研究——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留城态度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蕴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意思,因而对进城农民去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个人、城市社区以及农村社区三方面探寻了影响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的留城态度的原因。调查结果表明,有较大比例的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有留城倾向,个人和城市社区中有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态度。

主流媒体对政府议程的宣传报道研究——以近30年《人民日报》头版塑造的农民个体形象为例

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以1979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农民个体形象报道为样本,笔者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日报》作为宣传和解读农村政策的主流媒体,对农民个体形象塑造的密度,与国家对农村进行议程设置的强度正相关;以正面宣传为主,对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总体上看以爱国奉献、勤劳智慧两种形象最为突出,但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所用体裁以消息为主,将普通农民置于报道主体位置。同时,《人民日报》关于农民个体形象的塑造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政治性;过于强调正面宣传,一定程度上忽视农民弱势形象的实际;报道大多涉及公共领域,忽略农民生活中的私人领域。笔者提出主流媒体报道农民形象,应坚持正面宣传和传播正能量为主,但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应主动服务好政府议程,但必须尊重农民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实际地位和诉求;应宣传农民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做到政治性与新闻性的统一。

马克思论农民与农民个体经济

马克思并没有留给我们专门研究农民与农民个体经济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有关农民与农民个体经济问题的精辟论述 ,是分散在他的主要著作中 ,尤其是在《资本论》这部巨著中。根据马克思的系列论述 ,分析农民的科学含义、农民个体经济的性质、农民个体经济的适应性以及农民个体经济的局限性 ,能使我们对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当代中国农民个体户雇工特征之探讨

“个体户”群体在中国农村社会阶层中处于较重要的位置,且近年来规模在不断扩大。本文以对湖北某两大城市部分农民个体户雇工行为现象的调查为依据,指出其雇工行为受到社会信任、传统规范及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而呈现出一种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衡量标准的雇工特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个体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即现代性的增强及他们在城市的融合度和支持度的增强等,这种特点将逐步地消失,继而出现一种具有现代性特点的雇工行为。

建国后我国加快对农民个体经济改造的原因分析

建国后我国改变了原先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急于变更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的设想,加快了对农民个体经济的改造,究其原因来说是复杂的,其中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快速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及对有关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认识的变化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快改造的主要原因。

农民个体特征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分析——基于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调查研究

为探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个体特征对新农合实施效果满意度的影响,文章选取贵州铜仁玉屏大龙镇各行政村为研究样本,对村民进行新农合的满意度调查。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新农合的总体满意度为83%。之后,通过建立Ordered-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对新农合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男性相较于女性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较高;青壮年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要高于老年人和儿童;已婚村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较低而未婚或者离异的村民满意度反而较高;文化程度越低,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度越高。

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个体参与激励机制研究

广安作为川东乃至四川唯一整体纳入循环农业试点的市,将发展循环农业作为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重要途径,目前积极探索适宜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了多个示范区,并以点带面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农民工个体参与是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整个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科学发展影响重大。但是,在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发现其农民工个体参与积极性不强,影响了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优质高效和迅猛快速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川东农业循环经济中农民工个体参与的现状和其背后的原因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相应的激励机制构建策略,以促进农民个体能够积极参与到川东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之中。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论个体农民与农业产业化

经过２０年的改革，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自给半自给的传统农业正向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迈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农业内部久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经营方式上有新的变革。把个体农民组织起...

春秋战国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与战国的社会性质

本文所涉及的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好在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改正错误。所以,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供参考和指正。 一、春秋战国个体农民的广泛出现 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毛主席说的这种个体农民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广泛出现的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西周时产生的。作者认为,毛主席说的这种个体生产者不是奴隶、农奴,而是农民。而且,他们“

论三大改造时期我党对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及资本家的改造

我国三大改造是极其成功的，其中对人的改造更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特色成功的范例。我党不仅在合作化过程中，把几亿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还把过去是剥削者的资本家也改造成了拥护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从对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及资本家这三类人的改造来探究我党对人改造的政策及方法，充分显示人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我党对人的一贯关注与重视。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的二元层面视角分析--以绍兴市为例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使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立足农民个体和农民整体二元层面视角、以经济较为发达的绍兴市为例,分析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情况。研究发现,农民个体层面已较为充分地发挥了主体作用,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整体层面的主体作用不强。可通过采取改变农民要素拥有差异性、健全风险规避机制等方面措施,发挥农民整体层面上的主体作用。

论建国后30年农民利益获得机制的制衡与失衡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党和国家在农民利益保障方面政策符合实际，基本上是正确的。２０年探索时期，农民利益机制几度失衡，造成农民的损失甚至灾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党校正失衡了的利益天平，维护农民利益的任务。

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组织化

文章提出通过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层面的统一经营,发展以合作经营为基础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深化农村集体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发展合作经济和农民合作组织等,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集体经济,深化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三者是同步发展,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列宁关于解决苏俄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思想

在苏维埃俄国时期,列宁积极探索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有效途径。他主张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并且,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列宁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坚持以符合时代和国情为前提、坚持以满足农民利益需要为根本。列宁之所以关心农民阶级的土地问题就在于:这样做既有利于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又有利于争取农民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认同。

为什么会有农民怀念过去的集体化时代?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自始至终是农民,如何在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转变的情况下,使农村基层社会充分发育,使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充分合作,建立多样性的社区内或超越社区的组织,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这是推动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重要一环。2006年9月下旬,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镇论坛》杂志社和南方报业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第二届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近10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本刊在此基础上约请专家,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将讨论引向深入。

货币补偿形式的土地流转中农民经济利益分析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土地流转成为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农民发展的诉求。土地流转旨在保障农民在市场中获得充分的经济利益,应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规范土地流转的方式,形成合理有序的流转机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增加土地经营收益;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

从民谣俚语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得失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再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农民面对生产关系的"巨变"和社会生活的频繁"转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很多"想法"和"思考",形成了许多的民歌民谣及民间俚语,它们是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其中,反应和折射出农业集体化和农民组织化的许多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农村变革,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的新机遇

农民合作社可以成为政府进行精准扶贫的组织载体合作社能够在国家与贫困农户间扮演中介组织的角色,一方面成为政府进行精准扶贫的组织载体,解决“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难题的同时,也使自身得以充实资本实力,改善产权结构,与贫困农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