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民借贷所简述

民国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农民对内面临着高利贷资本的疯狂剥削,对外面对着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这就使得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民极度贫穷。为此,社会各界多方尝试,设立不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救济农村经济,而农民借贷所也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但是,由于时局的影响和措施不当,农民借贷所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功用,大多变成形式主义,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农民的机构,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农民借贷行为研究

近代乡村的衰落带来农民借贷率上升、贷款利息高问题浮现。即使身为模范县的定县也不能避免乡村衰落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农村借贷、负债现象普遍。由于农村缺乏合作金融组织,借贷形式多呈现为放贷人借贷、钱会借贷模式。借贷过程中高利贷存在比率高、借债抵债现象普遍导致农民负债率上升。究其根本,定县农民负债率高源于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单一,土地资本成为抵押物易于丧失。最终,部分农民面临流入地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拉力”驱动而选择流出。

复兴农村经济新尝试——抗战前浙江农民借贷所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历代的兴衰无不说明农民的安居乐业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民国以来,浙江各地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导致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根据省府要求各基层县在未设立农民银行之前,必须成立农民借贷所以救济农村。浙江农民借贷所的成立满足了部分农民的需求,并表现出自己的借贷特点,发挥出了其它功能作用。然而,由于农民借贷所存在诸多问题,受益的只是富农而多数贫农因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受益,这就使得抗战之前浙江农民借贷所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以巨大的历史勇气和责任担当,彻底废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生产体系,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完善农民民间借贷权保障机制探析

农村民间借贷高速增长、农村民间借贷的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要求完善农民民间借贷权保障机制。当前农民民间借贷权保障机制存在着法制保障机制模糊、禁止非法借贷机制运转不灵、风险防范机制薄弱、纠纷解决机制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法制保障、禁止非法借贷、风险防范、纠纷解决等机制,确保农民民间借贷权的依法、正确、安全与和谐行使。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与农户借贷行为——基于CHFS2015年数据的实证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5年)的微观数据,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研究金融素养、家庭资产对农民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家庭资产都对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金融素养仍与农民的借贷行为正相关,家庭资产却与借贷行为负相关。将农村家庭分成60岁以上及60岁以下年龄段后,金融素养的显著性虽然有所下降,但系数方向仍然为正,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几乎没变。同时,在除去家庭资产的因素后金融素养对农民的这两种借贷行为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年龄、性别、是否是村干部等因素却不会显著影响农民的借贷行为;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能够显著促进农民的借贷行为;婚姻状况、是否是党员对农民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后者对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与农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