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县域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县域富民产业是能在长期内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其在空间维度、组织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县域富民产业在产业发展端通过凝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效益;在农民参与端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产业集群培育不足、辐射带动效应不强,产业同质化突出、结构不优,产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加快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有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应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数字经济参与、农户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共同富裕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为农村经济繁荣与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参与通过提高信息利用效率、缓解信贷约束、积累社会资本等途径抑制农户收入不平等,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必须着力构建提升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水平的培训体系,完善支持数字乡村建设逐步推进的保障体系,以实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作为支撑。本文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案例进行解剖,讨论在共同富裕的微观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构成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条件,要想实现“村庄强”和“农民富”的双重目标,还必须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分配机制与治理环境;(2)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影响,因而在进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时必须充分吸收乡土社会运行规则,通过逆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分配机制创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在村域内实现公平分配;(3)良好的村庄治理生态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成果公平分配的保障,因而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改善村庄治理生态,以此构建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实现善治的良好格局。

以土地流转促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历史逻辑、评价机制、实践路径

土地兴则民生稳,民生稳则社会安。土地流转对于促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威廉姆森四层次分析框架研究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发现,由于不同阶段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民共同富裕诉求的回应性不同,土地流转有可以促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构建以富裕性、共同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为目标维度的评价机制,有利于土地流转以农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以此为标准改进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最后,提出土地流转发挥村社集体力量、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措施和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三种实践路径。

江苏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研究

农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农村蕴藏丰富的生态产品,是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农村生态产品价值测算、转化、收益分配等环节仍然不够完善,阻碍了农民经济收益提升。因此,要构建生态产业化的发展体系,探索多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使用熵权法测度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主要通过推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农村宜居宜业以及农民富裕富足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最大,金融覆盖广度次之,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且该影响在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门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越大。基于此,为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出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注重推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因地制宜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加强农民的金融素养等政策建议。

经营村庄: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与内在机制--基于川西Z村的个案分析

农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营村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川西Z村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营村庄构成了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经营过程来看,经营村庄包含了经营土地、经营产业、经营项目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经营土地通过土地整治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价值显化,且经营土地构成了经营产业和经营项目的资源基础。经营产业以三产融合的方式促进了村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了农民就业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且经营产业塑造了经营土地和经营项目的目标指向。经营项目通过项目竞争吸引了上级关注并获得了项目支持,同时经营项目为经营产业和经营村庄提供了强力支持。从经营条件来看,村社自主性机制、内源性发展机制、分配正义机制三者合塑了经营村庄中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村社自主性在提升内部整合能力和外部博弈能力的基础上塑造了经营村庄与农民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动性。内源性发展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持村庄开放性以及促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成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动力来源。分配正义通过制度与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缔造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Z村经营村庄的实践给其他村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带来的启示有:一是村集体要在掌握土地整合权的基础上促进村庄产业发展与产业融合,以此形成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紧密型利益联结纽带;二是要建构村庄的主体性,即村集体既要避免被外部力量所束缚,又要利用外部资源激活村庄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主动谋划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要以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即村集体要通过集体经济发展逐步缩小村庄场域内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

为回应学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争议并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在辨析农民共同富裕经济内涵、价值维度的基础上,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维度阐释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农业劳动生产率、涉农专利申请量为调节变量,基于SEM复杂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利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1个省、区、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复杂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引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及动力变革三个调节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农民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调节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并不明显,而质量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显著异质性,且动力变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的调节效应最为明显,效率变革次之,质量变革最小。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驱动动力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且可以通过推动效率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经营、财产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加深则能够引导质量变革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并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因此,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需要从明确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调节作用、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深度融合、紧抓着力点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设计。

农村三产融合、农民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

文章以农村家庭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农村三产融合、农民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三产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双重差分结果同样证实三产融合政策提出与规划实施有利于农村三产融合发挥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是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进一步从农村家庭异质性特征与不同收入层次群体来看,农村三产融合更有助于提升在“三大资本”处于劣势、低收入层次家庭的收入水平,间接缓解农民收入不平等现象,促使农民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利用一系列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检验,亦证实了三产融合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据此,提出“三链同构”助推农村三产融合、“多措并举”优化三产融合环境、“双向嵌入”巩固三产融合致富成果等建议,以期为三产融合政策在农村地区扎实推进、进一步优化调整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基于农业信贷中介效应

在构建我国省际农民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农业信贷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及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农业信贷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分维度来讲,数字普惠金融中使用深度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区域来讲,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便捷农业信贷投放来加快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研究——基于陕西省市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发展的3个驱动要素,研究三者之间的耦合机制可以对其丰富内涵及相互作用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研究影响三者耦合的因素可以为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启示。【方法】基于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三者耦合协调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1)2010—2020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和农民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分别由0.28增长到0.49、由0.33上升到0.38、由0.31提高到0.58,总体呈持续攀升趋势。(2)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在研究期内持续上升,由0.347上升至0.721,且区域异质性显著。(3)从全域角度来看,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9、0.163,即政府支持、人力资本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失业情况和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61、-0.214和-0.318,即产业结构失调、失业情况严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会抑制3个驱动的耦合。(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政府支持对关中、陕南和陕北3个区域的耦合协调均存正向推动作用,失业情况对陕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对3个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影响均不显著。【结论】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将三者耦合能够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农民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推进逻辑、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目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农民则是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关键群体。【方法】在充分述评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何以可能、何以难为、何以实现3个方面系统分析农民共同富裕的推进机制。【结果】推进农民共同富裕,要以解决“经济贫困”为前提、“按劳分配”为基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为路径,实现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结论】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容只有更聚焦“收入本质”,才能在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契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过程中有效落地。

电商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演进逻辑、理论动因与实现机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电商作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突破口,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新活力。以“共同富裕”的内涵为前提,阐释“农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明晰了农民共同富裕“农民增收渠道欠缺”“农民致富能力不足”“农民主体地位不强”三个关键所在;在电商助农“使能——增能——赋能”的演进逻辑下,阐明了电商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政策推动+技术扩散”“技术创新+规模效应”“氛围营造+价值塑造”三重理论动因,明晰了其“制度赋能+平台赋能”“组织赋能+资源赋能”“心理赋能+价值赋能”的多维赋能过程;从以“制度赋能+平台赋能”为手段“使能”农民打造“增收致富链”、以“组织赋能+资源赋能”为手段“增能”农民打造“能力提升链”、以“心理赋能+价值赋能”为手段“赋能”农民打造“价值认同链”三个维度构建了电商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优势视角下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研究

扎实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亟须走基于优势视角的可持续共富之路。教育是赋能农民实现可持续共富的关键举措之一,将“优势视角”引入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事业中,有助于打破长期禁锢农民优势潜能发挥的“蚕食效应”束缚,突围因“权力差异”而将农民问题化、客体化与边缘化的消极行为,降低因外部教育资源投入与援助减少而带来的脱贫后返贫风险,使农民在学会挖掘并善用内外部优势中实现自力创富与长远发展。开展“优势视角”教育,着力促进农民自我权能提升、自我主体性重建与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的成功“复元”;予以农民平等“赋权”,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期盼;链接多元主体资源,构筑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支持网络等,是推动农民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共建美好生活与富裕生活的创新路径。

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乡村振兴再次做出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既阐明了乡村振兴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系,又揭示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和农民的事,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推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论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义,农民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难点和重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却面临经济能力不稳定、自给能力总体下降的困境。农民越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越容易受到商业剥夺,越难实现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更好地组织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精细化分工的要求,能够处理好集体与农民的积累发展问题,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面临问题与实践进路

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和关键。应当明确,高质量发展与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保证和根本出路。当前,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民共同富裕面临着农村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程度低、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显著的问题。基于此,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必须推进农村产业多元发展,夯实农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加快优质文化建设,凝聚农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拓宽农民共同富裕的增收渠道。

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理、效应与路径研究

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促进产业发展、生活宜居、治理有效具有实践价值。文章通过阐析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选取四川省宜宾市油樟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为典型案例,研究分析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产品形态、产业链发展以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进一步深入厘清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通过分析四川省宜宾市油樟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做法,针对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生态建设主体意识构建、扩大供给储备和质量、共建共享共治利益联结、要素保障等机制,在扶持政策、搭建供销载体、创新品牌营销等方面创造条件,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理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义,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难点和重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的关键抓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恢复集体产权收益权、协调集体与个人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等方面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统”“分”结合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恢复集体产权收益权、协调集体与个人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政策选择

产业融合作为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形态,对农民就业和增收带来深远影响。其机理在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农村资本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和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不仅提高了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通过构建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农民在参与产业链建设中提高了创富能力、实现了收入增长。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看,反向定制带动了农业产业化模式创新,产业链耦合促进了技术加速扩散,混合经营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激活再造,这些新变量和新变化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形式对农民增收致富带来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整体层次和水平还不高,对农民富裕的促进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跨界配置面临制度性障碍、农村市场存在功能性缺陷、政府有效激励和规制缺位以及基础服务体系不健全。应加快突破制度障碍、健全市场功能、强化利益分配、夯实基础支撑,促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兴农富民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