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反抗和工人罢工的生态政治学——基于裴宜理两部代表作的分析

裴宜理从生态视角出发,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农民反抗运动和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罢工。在她看来,华北农民的暴力传统,实质是他们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上海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教育程度、技术掌握程度和城市生活适应程度上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他们的抗议方式和政治倾向。这就是农民暴力和工人罢工的生态政治学。从方法论层面而言,这更近于呈现事物本来面貌的解读传统,而不是致力于揭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传统。近年来,有学者尝试建立整合性的政治行为分析框架,主张结合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行动分析,重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解释社会政治行为中的作用。此外,政治领域的文化心理分析自20世纪晚期以来的重新复苏也揭示了另一种可能的整合路径。

民国长乐十三乡农民反抗“溉田局”斗争

民国20年(1931年),海军"溉田局"苛征水费,酿成下长乐"十三乡事变",数千农民怒毁"溉田局",攻进长乐县府。翌年2月6月,十三乡民团内讧分裂,海军陆战队枪杀民团首领后乘机攻入壶井、旒峰、演屿,焚烧民房数千间,十三乡农民反抗"溉田局"斗争失败。

新经济政策前期苏联粮食政策的负面效应与农民反抗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实施的粮食税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尤其在新经济政策前期)还存在许多缺憾,如粮食税的实物性和税率过高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粮食工作者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征粮,以及工作能力低下、滥用职权等。这引起了苏联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使刚刚好转的农民情绪又变坏和激化。农民的反抗形式各异,既有消极的方式,如抵制选举、写申诉书、拒不纳税,又有积极的方式,如骚动和暴动等。通过厘清新经济政策前期苏联粮食政策的负面效应与农民反抗这一问题,可以看到:尽管粮食税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作为一项为应对危机而在短时间内出台和推行的政策,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和不断修正才能渐趋成熟。

论《史记·陈涉世家》现代重写文本中阶级斗争意识的表现

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在1929年至1948年先后被四位作家改重成五个不同的文本,但是在这些重写文本中都存在着两个共同的特点:明晰的阶级对立形势和清醒的农民阶级反抗意识。这是历史文本、作家想象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融合的共同产物。

19世纪中叶乡村民变的动员——以江南太平天国民变为中心

19世纪中叶,江南乡村民变迭起,在太平天国占据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江南重赋、苛捐、佃租盘剥,以及官吏贪腐之弊,无疑是促发乡村民变的重要内因,但民变必须经动员才能成型。太平天国占领区民变动员模式的组织、方式、场所、仪式这四个核心层面因素,与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既有传统民变动员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中,正是这种传统与特殊的结合,使“天国”占领区民变的规模和烈度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均超越了清朝统治时的同区域民变,从整体上建构了“民众对抗太平军”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形塑过程。民变的多发频发,加剧了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内部各阶层的离心倾向,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