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理论探源、历史经纬与现实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最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富裕。在理论上,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均是发展性和集成性的概念,且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新时代新矛盾的解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看,中国的共同富裕与农民发展权经历了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缓慢艰难的进步、城乡统筹时期的爆发式反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期的行稳致远等三个阶段。从现实进路来看,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良法善治为保障,以高质量的农民发展权来补齐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有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成就与历史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它始终把切实维护、增进和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农村工作的首位,把握历史趋势,掌握历史主动,走出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发展道路。回眸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组织和动员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赋予农民发展权利和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带领农民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构成这一宏大历史画卷中的壮美篇章。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百年历史,就是党领导广大农民摆脱阶级压迫实现阶级解放,脱离普遍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全面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宁市凤仪村农旅资源开发与农民发展需求的平衡性探析

基于云南省安宁市八街镇凤仪村的实地调查研究,分析该地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从而探求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方向。调查发现,凤仪村的农旅融合发展现状呈现农民发展主动性滞后、旅游资源分配不均匀的特点,有农旅需求与土地管理存在内在矛盾、农民发展需求与外来资本垄断存在矛盾等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包括保障土地利用价值与农户间的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平衡农旅发展资源。

农民发展权探源——从制约农民发展的问题引入

农民在当前中国社会具有长期性、贫弱性和规模性特点,农民发展受到客观自然因素和人为制度因素制约,但农民发展能力不足是制约农民发展的关键和瓶颈,表现为农民的社会认识能力不足、社会参与能力不足、分享发展成果能力不足。赋予农民发展权是确保农民发展的关键。农民发展权既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法律权利。在政治理念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主体型发展、权益型发展,将农民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在法律权利层面,农民发展权强调农民的发展资格、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发展利益、发展救济得到法律的具体承载和保障。

乡村振兴视阙下思想教育与西部山区农民发展的耦合性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西部山区农民的思想认知紧跟乡村振兴潮流不断迸发新活力,为思想教育引导农民注重实际、解放思想,助推农村发展提供新契机。主要从地理环境、思想认知、政策引导、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进行剖析,并分析了乡村振兴视阙下思想教育与西部山区农民发展的耦合性。并结合农村发展滞后的客观实际,运用新思想对西部山区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养和文化水平,调动农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农民发展水平模糊评价

基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构建了农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及模糊数学方法,对中国农民发展水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农民综合发展指数为0.4523,处于中等偏下发展阶段,经济条件已不是困扰中国农民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农民发展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劳动能力上,“短板中的短板”则在教育方面。就评价指标权重而言,发展型消费的边际提高,对中国农民总发展水平提高的贡献度最大;从农民发展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农民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人居环境上,而且农民内部不同群体间也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

农民发展权问题探析

在人权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发展权的合理性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论证了必须从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社会救济方面全面建构农民发展权的制度实践。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农民发展问题研究

农民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生活比较艰苦,被归为弱势群体。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生物群体,又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农村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决定作用。本文引用生态学理论中的生态位原理来分析农民生态位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研究农民生态位的发展问题,并就在不断完善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培育适合农民发展的生态空间给出了相应对策,这对农民自身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农民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有力地促进着农民发展,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农民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本质力量、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拓展农民的交往范围、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我们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为立足点,从思想观念、资产管理、模式探索、制度完善、人才选拔、政策引导等方面,创设农民发展的条件,探寻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相互促进、同兴共荣之路。

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网络构造与农民发展——固原市五个村庄社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以作者对固原市五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农民社会网络的结构形态、农民个体与网络中其他角色的互动状况,以及他们在经济行动中调动和利用这类社会资源的方式等进行初步描述与分析。调查表明,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依然是固原市农村社会网络构造的主导模式。同时,农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庭、家族的固有界限,农村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已初步显现。政府的农村发展干预政策应考虑有助于农民社会网络的扩展与优化,从而使农民能够通过其社会网络的运行自发地、内源地调动农村社区及农户家庭生计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农民发展能力研究

通过实证方法证明农民的发展能力与3个空间的关系为:随着农民认知空间的扩大,首先产生行动上的冲动,进而是行动空间的扩大;而在行动中遇到困难时,便会在其认知的基础上,引发更深层次上的思考,使其思维空间得以拓展,并作用于认知空间。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3个空间同步协调持续扩大的结果,正是3个空间的扩大对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空间拓展是农民发展能力培养的一种手段和一种途径,同时更是一种目的。农民发展能力不仅存在于农民的认知空间,通过学习能力表达和学习过程来实现,同时取决于思维空间的活跃程度。因此,农民发展能力的建设存在2种途径:一种是农民先开启行动空间,通过学习过程导致认知空间和思维空间的变化,最后再作用于行动空间,这一过程伴随着农民发展能力的提升(由"行"到"知");另一种是通过外力作用于农民的认知空间,直接带动认知空间的扩大并作出决策,最终使行动空间也发生变化,接下来重复第1种情况,最终完成这一循环的农民能力也得到提升(由"知"到"行")。在实践中,上述2种情况在不同的农民身上表现不同;大多数农民属于第1种情况,其发展能力多是通过实践获得;而现阶段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科技下乡与农村科普活动属于第2种情况,以主动拓展农民思维空间的方式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

基于农业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发展能力评价:省级层面的实证

有能力的农民获得并使用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农民发展能力的提升也是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源泉,因此对农民发展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14年中国省级层面农民发展能力的相关面板数据,构建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地区农民发展能力水平,分析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并对结果进行排名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生产能力、技术利用能力、体能是影响农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2)农民收入和农民发展能力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同时体能、技术利用能力对农民发展能力影响的显著性不断增强;(3)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发展能力排名比较靠前。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发展权及其保障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充分保障农民发展权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神圣条款内容的必然延伸;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现实要求。因此,要营造发展权正面直接地载入宪法机制、政府责任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司法救济机制,充分保障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发展权。

农民发展论

本文以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为分析农民发展问题的切入点与逻辑起点,分别探讨农民的本质、农民发展的内涵、农民发展的矛盾体,进而研究农民发展的路径、农民发展的选择。

基层党建引领农民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基于一个村庄村民自治实践的考察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已经历了4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农村基层党建贯穿始终。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回应农民诉求,创造了“两票制”农村党支部选人机制,推动了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有机结合。“两票制”在县乡两级党委的推动下不断深化发展,逐步探索出“两推一选”“一肩挑”“跨村选人”等新机制,使农村党组织选人用人制度得到不断优化。农村基层党建在增强农民民主意识、提升农民民主能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产生重要意义。

中国农民发展总指数评价与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在构建中国农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对中国农民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科学、客观、完整的分析与评价,对其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农民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而且地区间农民发展呈现较强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也同样体现在地区内农民各个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协调上。

基于农民发展权城乡交错带生态保护规划研究

概述农民发展权的概念,指出空间用地资源是农民发展权的基础与保障,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发展权保障的关键区域在于城乡交错带。分析了城乡交错带各类生态保护与发展规划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科学评价发展限度,积极实施有限发展的生态保护规划策略。以杭州为例,设计生态保护规划的技术路线,并展示具体的规划研究内容。以农民发展权为切入点的规划研究,对正视城乡关系、厘清城乡生态保护规划的思路与技术方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制度变迁与农民发展:农村改革40年的政策逻辑

农村改革40年来,政策变革构成制度变迁与农民发展的一条主线。从1978年到2018年,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20个＂一号文件＂,规划农村改革与发展。通过政策变革,稀释制度黏性,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与农民发展。总结农村改革40年来的成就,可以发现,国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而农民则是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国家通过政策变革推进制度变迁,从而实现农民发展。

资源平等·实质自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农民发展的理论观察

农民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获取平等的资源是农民发展的行动逻辑,实现实质自由是农民发展的最终目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农民发展的制度安排。农民发展理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探究的焦点问题,其中以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权利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资源平等理论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观对解决当前我国农民发展问题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