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农民叙事中的河洛文化展示

阎连科是真正能够站在农民立场书写农民灵魂的作家之一,在展示河洛文化的过程中书写农民的苦难是其作品的一个主要表现内容。阎连科农民叙事的历史文化语境决定了河洛文化特点与作家“神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作品中代表着河洛文化的权力文化、伦理文化、民俗文化的展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使人们在进行审美分析的同时,进行现代性反思,体悟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价值。

融合文化语境中的乡村直播与农民叙事

乡村振兴背景中,乡村直播是农民作为叙事主体而进行的融合文化媒介实践。融合文化语境中的农民叙事,其"农民"身份认同自觉而清晰,以日常化与娱乐化的内容偏向和"去主观化"的方式再现着"超真实"的乡村空间,具有农民形象再塑与乡村文化传播、文化权力再分配与公共性重构、城乡文化融合与关系构建等诸多方面积极文化价值。但在既有权力结构制约下,其局限性不容忽视,诸如"幻像乡村"造成认知偏差、权力"收编"阻滞建设性发挥、乡村内部分层与消费主义扩张等等,尚需相关多方在协商共识中推进权力空间扩容、商业与文化平衡,提升农民主体意识、行动能力和媒介素养,以实现乡村直播与农民叙事之多重价值。

现代性语境中百年中国文学农民叙事的建构

较之于古典文学农民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农民叙事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因现代性的介入,现代意义上的农民叙事主要按照悯农、崇农、怨农、亲农四种范式进行书写建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力量,并且各自都发生着不同程度上的变异。

“底层发声”与新媒体的“农民叙事”——以“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

文化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农民群体,在既往的文化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掌握较少的文化资源,普遍缺乏话语权,是农民叙事中"沉默的他者"。三农短视频的发展,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相关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新媒体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发展机遇。"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创作者有着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和强烈的叙事主体意识,以"底层发声"范式突破了原有的"为底层发声"范式。它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纪实性的微观叙事,实现了独立于消费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叙事文化价值、"互联网+精准扶贫"的经济价值以及缩小城乡信息鸿沟的技术价值。三农类短视频也存在题材同质化、公共问题关注不足、叙事能力不强等问题,亟需政府、学界和业界从政策引领、技能培训、团队建设、媒体宣传、平台互融等方面予以支持。

表征的张力:农民叙事话语、文学修辞与数码语言

文学修辞的特殊意义是劝导读者进入作者暗示的“价值领域”。文学语言“大众化”背后的“价值领域”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革命构想,文学史仿佛形成一个观念: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总是与乡村的农民语言联系起来。以赵树理小说语言为例,论文讨论了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内在差异,继而指出农民叙事话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遇的困境。论文认为,一批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可视为另一种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产物,论文具体分析了《创业史》的文学修辞。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中止,但是知识分子叙事话语意识到的问题并未消失,可以在张炜的《古船》之中发现相似的文学修辞,只不过这种文学修辞从社会学图景的想象退回象征性的审美意象。李子柒小视频的农村叙事提供的文学修辞建立于数码语言与小资美学的基础上,这种语言背后的合作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农民叙事话语与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视野。新的可能正在出现。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从他人宣传到自我表达:“乡村新闻官”的农民叙事

我国的农民叙事中,农民、农村形象一直由他人宣传。互联网时代,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以及新媒体赋权下,农民逐渐成为叙事主体,开启了自我表达之路。清远市“乡村新闻官”以农民为叙事主体,用身体语言、乡土语言向外传播农产品信息、农事信息、政务信息和文化信息,提升了农民文化表达、政治参与以及创造经济效益的积极性。

《大鸿米店》: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回归

《大鸿米店》是一部披露人性之恶的电影，于完成拍摄七年后2002年才得以公映，其间曾又遭禁映。对传统“农民叙事”的颠覆是这部影片命运坎坷和备受争议的原因，而对传统艺术的回归又使得它最终得以接受。《大鸿米店》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置于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但是人性之恶不只属于某一个历史阶段，对卑劣和丑恶的批判在现实中是很有必要的，正视卑劣和丑恶，我们才能更加珍惜善和美。

“农民”叙事与革命、国家和历史主体性建构——“十七年”文学的“农民”叙事话语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十七年"文学"农民"叙事话语及其在主体性建构方面的意义。这些"农民"叙事话语以对革命、国家和历史的叙述,将"农民"建构为"人民"的主体。这一主体性构成包含革命主体、民族国家主体和历史主体等三个层面,由此形成了一个"主体性"的想象与叙述结构。从革命阶级,到民族国家,再到历史,"农民"叙事将"农民"这一"自然"的存在物不断地推进到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在主体性和历史的双重叙事中,"农民"最终获取了自身的"历史本质"。"农民"叙事的变革,表征着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主体性建构和历史叙事的内在精神变迁。

民间性与时代性——重读刘绍棠的《蒲柳人家》

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主要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京东大运河一带“蒲柳人家出英才”的生机盎然的生活战斗图景。小说借鉴传统文学民间性的叙事模式,又以新时代环境中的农民书写视角,表现了作者对新时期乡土文学写作的思考。同时,小说以别具一格的情感和风格获得文坛的褒奖,完成了作家的创作转型,接续起现代乡土小说在新时期的发展。

浩然的“文革”叙事——农民意识标本研究

浩然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上剩下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浩然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特色是一种典型的“文革”叙事，尤其是其中的农民意识。通过对浩然作品和文学历程的分析，能够揭示这一文学标本的农民性。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考古发掘，文学研究要求反思，要求照亮现实。在当下，浩然这一农民意识标本无论如何都具有很深的时代感。

索亚“第三空间”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通过吸收列斐伏尔“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达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以此指导城市现象的空间批判。“第三空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发展,尤其体现在以“空间生产”为着眼点,探索空间性社会区隔和不均衡发展的解决途径;故而启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审美和批评场域中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