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视角下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解析

在解析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教育公平理论的基础上,解读了国家出台的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分析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享受义务教育上不公平现象及其原因,针对这一现象和原因,提出了解决这种状况的根本措施和具体措施:破除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以流入省和国家为主的财政分担制度,以及放宽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准入条件和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和办学。

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民工潮”的涌现,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日益突出,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来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我们认为,有效推进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有以下一些主要的现实路径:完善教育政策,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严密性;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权力分配体制;消除城乡差别,开发新的教育资源;实现制度创新,消除执行中的梗塞;采用各种资金筹措手段,保证农民工子女教育资金的落实,让农民工子女从此可以沐浴“教育公平”的阳光。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构想

"两为主"政策实施以来,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从教育财政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经费保障的主体在城市的区一级政府,造成区一级政府教育的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对称。因此,要提高经费保障的政府层级,构建"以市为主,各级政府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供给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协作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在传统义务教育供给模式和国家"两为主、两纳入"政策的引导下,政府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供给的责任主体,公办学校成为义务教育公共产品的生产主体。然而,受制于流入地政府财力、教育资源承载力差异以及教师编制限制,使每一位随迁子女均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必须在坚持政府供给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释放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供给潜力,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在提供、生产、管理、评估等供给环节引入不同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作供给的新模式,保障每一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关于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接受完全义务教育机制的构建

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不能获得完全的义务教育,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尚未形成。本文在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和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模式,并就其配置模式指出发行教育券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选择。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来自流入地政府、农民工家庭和流入地社会的一系列的困境。为了使政策更好地落实,我们要从观念、体制和制度上加强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

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的多维度分析

造成流动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制度阻隔,是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交织盘割的结果。以多方利益主体为视角,以利益诉求、利益共享、利益供给为脉络,审视各种利益主体针对流动子女义务教育而滋生的制度范型,揭示其中存在的利益关系,进而为建立一个长效合理的农民工流动子女义务教育制度,提供比较清晰的分析视域。

再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官僚经济学的视角

流入地政府作为主要责任人,其履责不力是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学难"的主要因素,表现为管理责任履行不力、投入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公办学校监督不力。尽管财政、土地等方面的压力是流入地政府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可是,流入地政府的主观努力程度同样不可忽视。从官僚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流入地政府履责不力的主观因素包括:责任划分的模糊性,导致了流入地政府的抵触性;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抑制了流入地政府的主动性;管理的复杂性,降低了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地区之间的竞争性,造成了流入地政府的排外性。问题的化解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即增加流入地政府自有收入;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责任;完善流入地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建立政府体制外的监督机制。

教育公平视角下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在迁入城市中也面临种种社会不公,尤其是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升学及教育过程中应享有的教育资源等各个环节存在障碍和困难,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与核心,教育公平对社会个体来讲,关乎农民工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整体来讲,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基于教育公平的角度,对困扰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体制和政策壁垒问题进行剖析,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的理论、实践与改革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具有跨区域、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中央政府制定的由流入地政府承担管理和经费责任的政策,导致各种地方模式的出现和最终责任下移到区县政府。区县政府规避经费负担和公办学校的自利行为,使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面临很多困难。现行政策存在设计不完善、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应该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省市政府为主的经费负担体制,规范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收费和资助制度,建立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财政投入机制,尽早形成政府出资、全体农民工子女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制度。

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子女义务教育权的缺损——以湘潭市为例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带来大量学龄少年儿童,由于现行教育、财政体制及相关教育法规与这种人口自由流动的大环境明显不相匹配,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艰难,而民办学校又存在管理混乱和教学资格置疑等诸多问题,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农民工子女教育权的缺损。通过对湖南省湘潭市农民工子女就学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应当在以国家公立学校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方针政策下充分挖掘公共教育资源,尝试建立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登记卡”或实施“教育券”制度来解决教育经费区域划拨矛盾,以健全的法律法规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权的实现。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进展、问题与对策——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当前,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但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依然处于不公平的境遇。新制度主义有关制度构成的理解,为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的平等教育提供了某些思路。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分析

中央政府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责任下放到流入地政府,但没有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卸责和模糊政策导致了差异巨大的地方模式,典型的有上海模式、北京模式、贵阳模式及广州模式四类。这表明我国现行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政策存在设计不完善、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为使农民工子女能真正获得平等的义务教育条件,我国应该改革现行政策,建立各级政府共同分担、以省市政府为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经费负担制度。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梗阻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D市为例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的市,其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梗阻现象。归根结底,症结在于政策要求与地方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的执行动力阙如。要激发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必须建立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与健全政策执行的考核机制。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阻滞研究综述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阻滞,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不高,学杂费用偏高,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低。学界普遍认为,阻滞的原因在于政策设计的缺陷,政策执行遭遇制度和体制障碍,政策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冲突;为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必须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推行"教育券"制度,建立在居住地就近入学的制度,建立全国性电子学籍信息系统。对于本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与研究规范性方面存在不足。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社会流动结构不断变化、农民流动模式发生变迁而衍生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作者以昆明市盘龙区、呈贡区等区域的农民工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对昆明市进城农民工子女当前教育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环境、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及其完善:以广东为例

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改革政策和实施情况。广东省基本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人人有书读",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入读民办学校的比例依然较高,入读公办学校的歧视依然存在,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能彻底消除,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机制。

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县城集聚现象剖析--以江西省为例

农民工子女集聚当地县城中小学就读,是中西部主要农民工输出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特现象。这些孩子"进城流动"不过是其父母为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作出的另一种"留守"安排。这种违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法律规定的教育现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择校行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全面推进县域范围内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中的责任

对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论是从客观方面的现实性来看,还是从主观方面的应然性来看,政府都应承担首要责任。在2001年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政策,这一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在可行性、可操作性以及强制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应当对"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政策的执行状况、实施效果进行广泛深入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形成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责任规定的政策网络体系,并确立必要的、具体的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