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随迁政策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CHIP2002、2007、2008和2013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建立了OLG模型,从预防性储蓄动机与持久性收入两个渠道,验证了子女随迁政策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缓解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与子女未随迁农民工家庭相比,子女随迁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率高约12%~13%、总消费高约16%~17%、劳均消费高约12%~20%、回寄款占收入比重低约5%~6%。第二,相比子女未随迁农民工家庭,子女随迁政策越宽松,子女随迁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率和消费水平越高。第三,采用Logit模型分析发现,配偶随迁、户主工作年限越长,农民工子女随迁概率越大,但一线城市的农民工子女随迁概率显著降低。

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来自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消费行为差异,在控制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预防性储蓄及所在城市后,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与城镇住户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显著低于城镇住户。Oaxaca-Blinder分解进一步揭示,农民工家庭与城镇住户的消费差异大部分是不可解释的,这些不可解释因素可能是由户籍制度引起的。Standard Fractional Logit Model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的食品、医疗保健、教育文化支出比例要显著低于城镇住户,家庭设备用品和交通通信支出比例要显著高于城镇住户,而在衣着支出上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就业稳定性、住房可及性与农民工家庭消费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2007和2008年的农民工家庭数据,采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和住房可及性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验证了三个假说,即提高就业稳定性,能增强农民工家庭住房可及性和促进消费,同时,提高住房可及性也有助于增加农民工家庭消费,且对低消费家庭影响更大。此外,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就业稳定性和住房可及性对农民工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分别为8.51%和3.77%。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基于CHIP 2013数据的微观实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区分农民工流动类型为家庭化流动和非家庭化流动,以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检验持久收入假说。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可显著提升农民工家庭城市消费水平,但降低其消费弹性,对低消费家庭影响尤其明显;同时,持久收入假说成立。因此,切实解决农民工家庭化持久性迁移问题,并通过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破除其预算约束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

家庭化流动、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CHIP2013的证据

农民工举家外出并意图融入城市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和融入意愿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和融入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两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以及生活消费和住房等其他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需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in China

This study draws on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12 cities across four major urbanizing areas in China and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 families＇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consumption has been dominated by survival consumption. These families tend to live frugally in cities while engaging i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ir rural hometowns. The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 families＇consumption is mainly shaped by their income stability and wealth levels rather than their current income level. Moreover,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s and those who intend to settle permanently in cities are likely to allocate substantial expenditure to status and hedonic consumption and to upgrade their urban consumption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