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意识形态

农民工小说具有突出的真实品格,这种非常艺术化的效果似乎将它与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然而,农民工小说叙事并未脱离意识形态,它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如,实践路线、"以人为本"、经济主义等。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作用于叙事文本的形式较为隐蔽,且给小说叙事的艺术性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所以在小说作品中变得隐而不彰了。当然,不应忽视的是,农民工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反叛天性,常常使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当代农民工小说创作的范式特征

农民工小说集中描述改革情境中身陷城乡分割体制中的人生存在,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然而,相形之下,农民工小说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这标明它过度胶着在社会现象层面。相比描述农民进城生活遭遇的经典小说,农民工小说对主人公精神文化世界的深度开掘显得乏力,这使得它成为阶段性的文学成果。妨碍农民工小说深度掘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家受实用的牵绊太多、缺乏必要的沉潜外,现代性自身的复杂、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这促使农民工小说在价值判断上陷于犹疑和焦虑,影响了对思想和艺术的深度探究。

《高兴》对当下农民工小说的启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其独具特色姿态加入了农民工小说阵营。它的出现对当下处于困境的农民工小说带来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指引当下农民工小说走向健康发展之路。论文旨在从真诚向下的写作姿态、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再现、现实的批判与理想的建构三方面论述《高兴》对当下农民工小说的启示。

农民工小说的悲情叙事

农民工小说是指以农民工作为题材和叙述对象的小说。悲情叙事是农民工小说的基本表现形态。农民工小说的悲情叙事首先由于叙述主体对于现实的沉痛体验。不过对绝大多数农民工小说的叙述主体来说,传统文化的弱点和民族的创伤记忆,还有小说的传统和使命也让他们难以抑制地展开悲情的叙述。但是,促使农民工小说相当一致地相守悲苦叙事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叙述主体内心的现代性焦虑。

从对立到融合——论农民工小说城乡叙事的流变

农民工小说城乡叙事经历了三个阶段:城乡对立叙事、城乡对望叙事和城乡融合叙事。城乡叙事产生流变是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动因是:我国乡村从凋敝到振兴的历史过程、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到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转变、以及创作主体叙事立场的不同。农民工小说城乡叙事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乡土叙事的现实观照,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单向的叙事视角,兼具城、乡双重叙事视角,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

在农民工小说叙事中,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叙述数量众多,恐怕要占到新时期以来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半壁江山。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集中书写改革情境中身陷城乡分割体制中的独特女性命运,充分暴露了男权社会的专横、阴戾和丑陋。然而,整体上过于悲苦哀怨的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还是钝挫了它的女性意识批判的锋芒,只有少数描述进城农村女性新变的作品显示了农民工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度,勉为其难地切入了时代的本质。

论新世纪农民工题材小说的空间隐喻与身份认同

在新世纪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空间不只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场所,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属性和象征隐喻功能。不论是农民进城前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进城后在城乡对峙的社会环境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对城市人身份的建构,还是他们返乡的艰难以及由认知错位带来的身份再次分裂,既表明了这类小说明显的空间隐喻性,也意味着农民工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及对自我身份归属的确认。

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城市时空体”——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价值观照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强调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不可分割,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农民工题材小说以农民工为叙述对象,多以城市生活的苦闷"现在"作为叙事时间的中心,形成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独特的"城市时空体"。逼仄彷徨的城市异托邦的时空书写是农民工进城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作家一方面要努力贴近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与叙述对象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才能创作出既饱含人道主义关怀、又具有极高审美意蕴的农民工题材小说。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地理空间批评

地理空间的转换是农民工题材小说的突出特点。从地理空间角度审视农民工题材小说,不仅有效,而且确实会有独到的发现。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传统农村作为一种文明形式似乎与自然对立,但是相对于现代城市文明,传统农村不过是自然的延伸。传统农村孕育了自然乡土生命。然而,当自然乡土生命进入城市却遭遇了城市绝对的霸权:城市拒斥、消弭自然的踪迹。于是,自然乡土生命便在城市凋零,在身体上被辗转消费,心灵上则被抽空,终而至于成为令人唏嘘不已的一种人生存在形式。乡土诗意也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消减残损,终而至于隐遁。

论当下农民工题材小说模式化的创作倾向

在作家们关注农民工生活,写出了大量农民工题材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模式化的创作倾向,如农民工形象的模式化、小说情节的模式化和作家视角的模式化。这些模式化的创作倾向,阻碍了作家对农民工进城复杂性的深入探讨,限制了该类题材小说向纵深发展。

独特视角下的底层关怀——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解读

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延续了"五四"乡土作家的文化视角,把笔墨更多集中于农民工进城以后精神层面的探讨,着力表现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女性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相对特殊的人群,也成为江苏作家笔触最为集中之处,女性农民工进城之后的尴尬境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农民工子女在父母进城之后,无论是否留守,其身份和精神总是流动的、无处安放的,由此突显了江苏作家独特视角下的底层关怀。

论江苏作家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意象

农民工题材小说作为乡土小说的延伸和拓展,其叙事空间涉及城市和乡村两个层面,由此在小说中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两类意象群。江苏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城市"与"乡村"意象共同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文化叙事空间,两类意象的建构演绎成了具象化的城乡文化冲突。"城市"与"乡村"意象更多承载的是农民工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文化之旅,农民工们根植于乡土文化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受到来自城市金钱与物质的冲击,在追求物质和现代文明的同时,传统的乡土伦理丧失。在此类小说中,乡村文化的恋乡情结、村庄消逝的家园悲歌,以及城市生态伦理失衡后的深层隐忧被作家内蕴于"城乡"意象之中。

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以《漂二代》为例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关注对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自身具有新的特征和追求,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也更加强烈。小说《漂二代》通过书写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困境与文化焦虑,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同时也展现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独特魅力和审美张力。

农民工题材小说与现代性意识形态

现代性意识形态是农民工题材小说复杂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现代性本来是一个欧洲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代中国基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进而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农民工题材小说深刻表现了现代性意识形态,既有对现代性的热切呼唤,又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焦虑;这样,现代性自身的悖论也使农民工题材小说深陷叙事的悖论中。农民工题材小说和它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凸现着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植根于它的文学叙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论新世纪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城市异托邦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空间的不断整合,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关系渐趋瓦解。作家们跳脱出“非城即乡”的书写模式,更多关注城乡空间内部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叙写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困惑。城市异托邦是在都市空间扩张背景下形成的差异性城市空间,而农民工在城市底层空间的遭遇体现出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成为城市异托邦的重要存在形式。本文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出发,分析他们在城市异托邦生活空间、劳动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现实遭遇,关注他们在城市的他者地位与漂泊命运,进而探讨农民工题材小说城市异托邦书写的价值诉求。

“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

"底层叙事"已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词汇,意指一种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尤其弱势群体疾苦的文学叙事.从近年底层叙事涉及的对象看,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贫民等.关注底层当然必要,但怎样理解底层疾苦的意识问题却同样重要.近年底层叙事流行的道德主义就值得注意.文学不能回避道德问题,底层叙事亦然.但就底层叙事而言,过于看重道德作用甚至从道德出发,容易导致以道德审判来替代法律、权力、正义的阐释,甚至会严重地遮蔽后者.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泛道德文化流行的民族,看待问题习惯从道德出发.其道德主义既可以和国家意志、权力话语联姻,也能够和民间立场、民间情怀同构.近年的底层叙事也显然受到了泛道德文化的影响,陷入道德误区而并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