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径

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本文分析了县域农民工就业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实践路径。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由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超军教授著,于2022年12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且人数数量最多的人口迁移,这不仅影响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还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隐性户籍墙”困境及其破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踏实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新型城镇化要求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从“隐性户籍墙”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障碍因素主要体现在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二元土地制度等方面。基于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推进“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有益参考。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我国城市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随着时代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得到一定推行,对该政策实施现状以及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加快制度创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民工带着财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落户,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监督激励措施,提高企业的分担动力。

社交能力、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推进农民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文章基于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就业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能够促进农民工个人、子女及其家庭融入城市。在此过程中,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就业收入、就业安全、就业晋升等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能够缓解社交能力差异带来的市民化融入差距。因此,国家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重视对农民工社交能力等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为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社会、立足城市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在中国,“农民工”是指在城市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从“推”和“拉”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教育、社会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供给、市民化成本等。为此,提出相应的路径: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教育与培训,大力推进以社区为基础、家庭为单位、政府为主导的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存与发展所必须享有的权利与利益,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多主体共同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困境及优化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视域

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障是其市民化的关键,然而,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着法规不完善、制度碎片化、项目不健全和供给模式单一等制度困境,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指导,系统地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困境,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支撑制度,优化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环境,创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然也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农民工却面临市民化身份认同度低、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少、司法维权难等困境,研究分析其成因,主要在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难、体制机制对农民工保障惯性滞后、农民工群体的高流动性等。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权利保障问题的实践路径,须着力强化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营造农民工友好型制度环境、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均等化、维护农民工合法性权益。

婚嫁、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在安徽省多个地区调查了500多位年轻农民工,采用结构模型方法分析婚嫁、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联系。结论:在城里购买住房、安家落户是农民工心理市民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子女教育会促进农民工城市就业和居住市民化,代际支持对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大推动作用,婚嫁加快了年轻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城市社会关系和城市就业对心理市民化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农民工城市化的意见。

九部门部署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

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制度因素指标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制度因素指标,结合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包容性城镇化发展的实质要求、搜集文献的研究和相关学者的讨论,运用Yaahp软件,设定政府、社会、农民工三项中间层,选用12个指标,分别是政府态度、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宣传、塑造氛围、市民认可度、市民愿意沟通、民间组织支持、舆论支持度、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休闲方式、人际交往圈、权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综合数据分析可得,政府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多维制度发展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出较大作用和成效,以及政府的支持态度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的重要性作用,并有针对性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制度的措施建议。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除了受制度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应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这种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制度是外因,能力是内因,内因是关键,起决定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要想成功实现,必须注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为了提升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要遵循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提升路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建立了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指标,提出了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的观点和建议,以期对西部地区、全国有序推行以农民工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机理及提升路径

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思考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面临的突出难题就是破除制度制约、成本制约和能力制约,从以人为本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三方为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主体,同时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动态互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效运行。

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是否阻碍农民工市民化:托达罗模型拓展和义乌市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拓展的托达罗模型分析和义乌市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可通过保险效应和环境舒适度效应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承包地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失败提供退路和保险,希望保留承包地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更高;宅基地和耕地为农民工在农村提供较城市更好的居住工作条件和环境,拥有宅基地和打算返乡种地的农民工则不倾向于市民化。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对农村土地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土地集约利用,因此,应重视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安排。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湖北省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当前阶段,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出现自边缘化倾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彻底性受到影响。从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退出环节、城镇进入环节、城镇融合环节分析,有理由认为,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仍是其深层次原因,应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