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政策公共性隐缺的一种话语解构路径

公共性服务于所在社会的普遍利益,然而,优先发展城市的国家战略将农民工政策蕴含的人文价值旨趣制度化简约了,带来农民工政策公共性隐缺问题。强调"公共对话"与"问题解决"导向的"公共能量场"为农民工政策公共性隐缺的解构提供了适恰的理论支持。在农民工政策制定中,主导政策对话的决策者将发展主义思维物化为一种支配其他观念的客观媒介,从而能以经济话语合法地将农民工政策物化为保障与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工具。依循公共能量场的建构路径,矫治公共性隐缺问题需搭建一个平等而又具有抗争关系的公共对话平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的演进及发展

随着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的兴起,党和国家对农民工问题越来越重视,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农民工政策,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从1978年到现在,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从紧到松、从严到宽、从无序到规范的过程。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民工政策调整的力度,解决了农民工遇到的许多紧迫性问题,使农民工的流动步入有组织、有领导、健康有序的轨道。

中国农民工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下,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城镇转移就业行为既受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深受我国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变动的影响。分析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历程,研究我国农民工政策在改革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探索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未来发展走向,可以为我国农民工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合理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学术支撑,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我国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更好地发挥农民工对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农民工政策报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人民日报》2010-2012年相关报道为例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2010—2012年有关农民工政策的报道作为样本，分析此类报道的整体特点和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对策建议。笔者认为，传媒应该发挥意见交流平台作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舆论监督；对政策内容进行深入解读，提高政策的普及度和有效性；给农民工群体拓展足够的话语空间，让他们充分表达意见。

广州与深圳农民工政策比较研究

作为广东最主要的两个农民工流入地和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在破解农民工这一世纪难题上,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狠抓政策落实和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文章在初步分析两地农民工基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就业服务、工资保证、健康关爱、法律援助、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角度全方位地比较了两地农民工政策的经验和特色。最后指出广州可以借鉴深圳和其它城市的成熟经验,对农民工政策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

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挑战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适度解冻,从控制"盲流"到规范流动,从公平就业到社会融入的变迁过程。在"新二元结构"问题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的情况下,要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最终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政策“三步走”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在农民工政策发展上存在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激进的要求立即彻底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所有问题,另一种是保守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城市有限接纳农民工。这两种方案都有片面性,科学规划农民工政策的发展应该整合这两种思想,站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向前看。由此而论,农民工政策发展也应是一种“三步走”的战略:第1步,让农民到城市自由流动就业;第2步,让农民工与城市和谐相处;第3步,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市民。当前,农民工政策发展的第1步战略已经实现,正处在第2步战略实施期。要实现农民工政策发展的顺利进行,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发展导向,城乡联动,渐进改革,政府主导,民主参与,比较特色。现阶段的重点除制定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的政策外,需要研究如何规划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政策的第3步发展,以及解决两个政策阶段之间的衔接问题。

中国农民工政策过程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农民工”称谓演变的视角

对"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微观话语分析发现,农民工政策话语在建构社会的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结构。我国政府处理农民工事务的行动逻辑正逐步从"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民生"。政策变迁映射和推动了社会变迁,我国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在经历"严苛管制""自由流动"历程后,正朝着渐进式市民化方向发展。研究还发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微观话语解构是政策分析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唤起更深刻理性的政策协商,促进社会公平。

山东省临沂市农民工政策变迁

中小城市将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战场"。山东省临沂市农民工政策虽深受国家和山东省决策的影响但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体现在"默许外流,南下北上"、"保驾护航,顺势而为"和"民生为大,敢为人先"三个阶段。临沂市农民工也经历了由得到自由迁徙权利走向获得公民社会权利的变迁。

从身份壁垒到市场性门槛:农民工政策40年

从政府对于户籍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态度这一角度,我国政府40年来的"农民工"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从严控到松动,经过短暂的紧缩,再到规范流动,最后经由城乡统筹而走向共享发展的"公平流动"这样几个阶段。进一步分析体现在不同阶段农民工政策中的政府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认识,则又经历了从"问题农民工"到"农民工问题",再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从而成为与城市原住人口平等的"居民"的过程。"市民化"作为政策语言正式频频出现在政府文件中,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拓展深化为"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农民工终结"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农民工终结"并不意味着对人口涌入城市失去调节和控制,而只意味着控制和调节的方式由依赖于"身份壁垒"而转变为借助于"市场性门槛"。为了"市场性门槛"的正常作用,政府需要在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健全市场性秩序、均等城乡公共服务、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承担起责任。

农民工政策公平性隐缺的一种话语解构路径——兼议公平性形式化的演绎逻辑

公平是农民工政策的基本议题,但发展主义逻辑导向的经济话语制度性地简约了农民工政策的公平价值意蕴,带来公平性隐缺问题。农民工政策创立中的少数人对话是理解公平性隐缺问题的关键,这种对话形式使决策主体以发展主义话语合法地将农民工政策物化为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既引致公平价值出现隐缺问题,又使公平性形式化问题合法化建构。因而,有必要通过重复性的协商式对话实践,促使政府从公正的角度去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不断调适政府的管理主义思维并向实质社会公平靠拢,重塑政策应有的品格精神与伦理意蕴,让作为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农民工的尊严与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与增进。

购买服务视角下农民工政策发展及其治理效能

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但这些服务却长期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各地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工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且促成了农民工政策的积极转型及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当以购买服务为视角,加强对农民工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扩大农民工服务购买目录并提高供给质效,加强和完善对购买服务模式的评估监督,从而切实构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满足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从"盲流"称谓的消失看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民工及其巨大贡献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摒弃了过去因流动盲目、无序而形成的"盲流"的称谓,还农民工应有的社会地位,这表明了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逐步调整和改革.

赋权与赋能相结合:新时代农民工政策调整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蔓延全球,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学术和政策辩论的焦点和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总体而言,当前国家农民工政策主要聚焦于农民工个体赋权层面,而对于集体赋权领域的制度设计与政策体系则明显滞后。针对经济社会转型由绝对贫困走向总体小康、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农民工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利益趋向增长型利益等系列新变化以及传统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模式的滞后性,究竟如何才能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新时代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仅仅依靠个体赋权既难以有效地保障农民工个体劳权,也难以再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实际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更难以适应农民工群体利益诉求的转变及其相应的维权行动。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即由原来的侧重个体赋权转向个体赋能与集体赋权,由原来的保护生存转向保障发展。只有将个体赋能和集体赋权同步推进,才能实现劳动关系的均衡化和劳动权益的均等化,让广大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政策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优先发展城镇、统筹城乡发展、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农民工政策也经历了流动管理、生存保障、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权保障的演变,未来农民工政策将会随着新时期经济发展形势和农民工的新特点做出适时的调整,并且逐渐趋于完善。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脉络、挑战与展望

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从限制到松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规范流动,进而发展到鼓励流动和倡导融入城市的过程。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变动、公平与效率矛盾演化、农民工自身素质制约和政策空间狭窄的情况下,要通过政策措施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实现体面就业、城市安居、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工的稳定迁移和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如何建立我国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

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但由于全国范围内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各地的政策效果无法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本文试图建立农民工政策评价体系,并选取了2007年"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十大城市"及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东莞市作为案例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农民工就业和生活政策体系的建议。

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新论——兼与胡鞍钢教授商榷

在农民工政策的阶段划分上,占据主流的是以胡鞍钢教授为代表的三分法。然而,这种分期存在明显的误区,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分期思路。

论中国农民工政策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针对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名为有序引导,实为限制流动的政策,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农民工流动进行控制。这种政策范式未能体现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社会意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市场化就业运行机制,更严重的是造成农民工恶劣的生存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与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随着农民工群体发展壮大,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显现。此时,国家树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农民工放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框架内看待,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本文通过翔实的材料,对新旧政策进行对比,梳理政策变迁过程,显示出中国农民工政策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