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二分因变量农民工职业化意愿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二分因变量模型研究我国农民工职业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职业化意愿受到农民工微观个体因素、中观环境因素和宏观政策因素影响。短期内应提高农民工收入和加大培训投入,长期内应着力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强化政策宣传和实施力度,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低的现状。

农民工职业化的实现路径分析

作为人口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农民工职业化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群体弱势地位,而且也是实现我国城镇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条件。通过相关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职业化进程缓慢既有农民工自身知识能力不足的原因,也在于社会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外在障碍制约。文章在分析农民工职业化的现实意义基础上,结合农民职业化,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

基于协同治理的农民工职业化实现路径选择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本文中,笔者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入手,在充分研究农民工职业化现状的基础上,借助现代治理方法,提出促进农民工职业化的有关路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等之间应构建起协同发展的机制,实现良性互动,促使农民工职业化进程稳步推进。

从职业社会学角度看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化缺失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它的日益严重同时暴露出了我国农民工职业化方面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看,我国虽有典型的农民工职业却一直未能实现农民工的职业化。通过对农民工个人相关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工的职业化缺失既有农民工知识能力不足的原因,也在于农民工自身的务工经历不但未能帮助他们的职业化发展,反而形成新的职业化障碍,农民工难以形成明确的职业意识。

风险厌恶视阈下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决策模型研究

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是农民工和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思想和博弈论,构建了提升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农民工和企业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最优努力水平和企业的最优奖励以及农民工和企业的最优期望收益,探讨了企业奖励水平对农民工提升职业能力决策的影响,农民工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民工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和企业决策对农民工努力边际收益和成本的敏感性。研究表明:企业给农民工的奖励越高,越能激励农民工付出努力提高自身职业能力;农民工越厌恶风险,其努力水平越低,期望收益越低,即"高风险,高收入;低风险,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