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地确权为农民土地提供法律保护,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本文利用2013—2019年间四期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渐进DID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改善农民市民化行为,且这种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净流入省份更为明显;农地确权也提高了农民市民化意愿,该效应在所有成员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因此,未来既要因地制宜,消除进城农民失去土地的顾虑,也要因户施策,开通农民城市落户的绿色通道。

易地搬迁农民市民化研究——从差序格局到团体格局

文章从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身份认同、生活环境、治理方式等多方面的矛盾,从培养农民市民的主人翁精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几个方面提出策略,以期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身份和角色的转变。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农民市民化成本

农民的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转变为城市居民,而且还包括农民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城市化,即市民化。国内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中有很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强化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对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研究问题,在实践中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而且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

土地承包权退出背景下农民市民化问题与策略

引导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加快土地流转速度是实现我国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农民只有完成市民化才能摆脱“半工半农”身份,安心退出土地承包权。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还存在农民职业继续教育不足、城市户籍准入条件限制、农民自身市民意识不足、职业技能薄弱等问题,阻碍着农民市民化。应对上述问题,应当降低城市户籍准入条件、改进农民职业继续教育、培养社区参与意识、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长期从事非农产业,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客观上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城市市民主体及政策部门对农民群体存在一定的认知障碍、一系列制度障碍和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歧视及农民自身素质缺陷等原因,导致我国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立足于当前实际,文章从政府、农民主体、文化塑造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雄安新区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农民市民化是雄安新区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对于优化京津冀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雄安新区的快速发展,农民市民化进程面临着生活习惯、生存、就业等多方面的困扰。文章针对农村居民对城市环境的不适应、社区自治参与度不足、身份转变造成的社会认同障碍、城乡文化差异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学习教育、建立新型社区、形成社会支持网络、广泛参与活动等多举措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切实增强和提升雄安新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农民市民化视阈下农民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与途径

通过对农民市民化素质教育的论述,揭示了农民市民化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就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市民化教育:问题形态与策略重构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对农民市民化本质重新认识、教育功能目标重新定位、既往教育作用缺失重新辨识和未来发展策略重新构建。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市民化不仅是指农民社会身份、职业和居住空间的转变,而是裹挟在"市民"这一总体概念之中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意识、职业行为、生活方式及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塑,才能针对农民市民化教育发展的现状,提出"政府作推手、社区为操手、企业伸援手、高校当帮手"的"四手联弹"教育策略。

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博弈分析——以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例

农民市民化进程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制约着农民市民化进程。从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分担三方主体的博弈矩阵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共同分担和分享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是占优策略均衡。因而,科学确定三者合理的分担比例是为良策。这既要考虑到分担主体自身的分担能力,又要保障分担主体的收益,同时还需拓宽市民化资金来源渠道,改革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制度,降低市民化潜在成本。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区位优势或产业优势,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民市民化经济门槛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证

应用“门槛理论”分析了中国农民市民化的经济门槛,动力学模型的推导及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进程的关键变量。因此,降低农民市民化的经济门槛、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剖析与对策探索——基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的调研

研究目的: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为例,深入了解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现状,为加速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环境得到彻底改观;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且来源多样化;失地农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失地农民征地补偿费用的使用主要用于基本保障,较少用于非农创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失地农民市民化面临着"还建房"社区建设存在"先天不足",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软件环境建设严重滞后,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困难大等主要困境。研究结论:要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必须改革土地征用安置补偿方式,保障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加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引导与扶持,着重培育失地农民的生存能力;创新"还建房"小区管理,构建成"和谐社区";加强"还建房"小区文化建设,优化失地农民市民化软件环境。

浙江农民市民化——农村居民进城决策及进城农民境况研究

本文以居民户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基础 ,探讨浙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的进城决策和已进城农民的生活境况及身份地位的变化问题。认为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健康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多渠道的解决进城农民子女就学问题是当前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效措施。

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的重庆市土地资源承载力及农民市民化研究

本文根据重庆市土地资源现状及城市性质、定位和发展目标,构建适合重庆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和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并加权求和得出综合评价值。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现状水平较低,但在时间序列上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突破口之一,重庆市未来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提高息息相关:不仅从根本上缓解了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有效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最后对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城镇化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般可从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层面来评价。基本生存条件评价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是市民化之本。二是城镇安居是市民化之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评价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制度。以人口转移为城镇化1.0阶段,进入新时代为城镇化2.0阶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会在2.0阶段基础上进入3.0阶段,即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地在城镇实现市民化。前一轮城镇化农民创造了在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3.0阶段则是城镇在城乡融合中创造市民化新模式。城镇要完成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任,就要具有城市功能,有能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并市民化。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则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评价指标。城镇城市化面临市民化能力建设问题,既涉及进入城镇的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又涉及城镇的市民化能力。新时代的市民化是政府为主导的,不能单纯靠农民自己,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规划,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引导上。

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实现的贡献研究

农村土地的增值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界关注的焦点,研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的贡献,通过调查江苏省7市126个村的耕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三大地类的价值现状及区域差异,在拓展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测算农村土地价值变化对江苏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的影响。结果显示耕地经营价值如果从传统粮食生产型增长为高收益型,江苏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占现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可从90%降到56%,而耕地人均适度经营规模可从23.3亩降为5.7亩;三大地类的财产性价值每增长1 000元/人·年,可分化转移农民3%的城镇失业风险;此外,每1万农民市民化需占用耕地约502亩,而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每提高10%可降低约0.5%的耕地占用。优化情景模拟建议,江苏实现农民市民化均衡需保障农村人均经营耕地9.4亩,转移73.9%的农村人口。结论表明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均衡的实现具有重要贡献,农地经营性和财产性收益的增加、城镇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可显著降低农村转移人口规模、耕地占用数量,并抵御农村转移人口的失业风险,进而降低城镇化进程的成本,但促进农村土地增值与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还需解决诸多难题。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逻辑次序——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视角

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事实,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将通过两条路径转化为市民,即异地转型模式和就地转型模式。同时,考虑到当前历史阶段的农民群体人数众多、结构复杂,农民市民化必须通过农民工身份市民化、传统农民职工化和行为心理市民化三个阶段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角色的有序转型。

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对宁波市北仑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分析

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构成了目前城市化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加快农民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的必然诉求。本文以宁波市北仑区为典型案例 ,以小见大 ,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与困境展开分析 ,并提出了突破农民市民化的现实困境的发展路径和理性选择。

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农民市民化"政策是一个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农民市民化转型的所有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然而,由于财政困境,地方政府被迫发展出了一套政府、集体经济、个人三方一体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强大的、有持续收益的、不能亏损的集体经济的存在,结果,这个集体经济又不断强化并塑造出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农民、也不同于现代市民的"食租者"群体及城市社区类型。因此,新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应转向以强调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

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与发展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范式是决策主体的政策思维与政策风格的反映,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兴起的重要分析方法。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为基础,围绕政策问题、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与政策话语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市民化政策不仅在话语措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在政策问题认定、政策目标定位、政策工具选择层面也经历了渐进的变迁过程。总体而言,农民市民化政策范式渐趋包容性、公平性与人本性,不断彰显农民与市民共生进化的理念将成为市民化政策的重要特点与发展主流。

新型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供给

在测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农民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6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及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检验中国整体及东、中、西各区域内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农民市民化程度等因素对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新型城镇化水平、农民市民化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相互作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都会正向影响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就各区域而言,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农民市民化程度、两者的相互作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都能正向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农民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最显著;中部地区人口迁移程度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负向影响,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有正向影响;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唯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