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蓬勃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本文基于CFPS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探究了高铁开通对农民幸福感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且该结论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更换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和运用PSM-DID模型后结果仍然稳健;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县域高铁开通通过增加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医疗资源可获得性和提高农民旅游消费意愿,进而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因而,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和现实需求,实行宏观考虑、合理统筹与科学规划,促使更多的资源要素通过高铁线路从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流动,让更多农民切实享受到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增福效应”。

乡村民宿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2018CGSS数据

乡村民宿是乡村旅游新形式的重要载体,游客可以更加真实地体验乡土文化、乡村风光和居家温馨,契合了城市居民的文旅需求,同时间接提高了农民的幸福感。本文基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2018CGSS数据筛选出的440个农业户口抽样调查样本,运用线性回归分析,结合201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面板数据,探析乡村民宿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36%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62.73%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过得比较幸福,农民心情指数对幸福感影响显著,住房面积、社交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也有较大影响,而健康状况、社交活动、休闲活动及是否使用微信影响效果不显著。从乡村民宿的视角探讨对农民幸福感影响是一种新的尝试,规范化、精品化地发展高质量的乡村民宿既是住宿业态和旅居方式的迭代升级,也是实现全面文旅融合,不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深度体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乡村治理水平与农民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作用,最终实现农民幸福感提升的目标,这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事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20年7—8月在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引入乡村治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乡村治理水平与农民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对乡村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乡村治理水平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对提升农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大于其对农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基于此,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提升、提高“三治融合”水平、促进农民民主参与等方面提出增强农民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农民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及提升策略研究

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看,我国总人口约14亿,城镇常住人口约9亿,农村常住人口约5亿,农民是我国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关乎国民生计,是党和国家切实关心的重大问题,而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做到以人为本,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幸福感却远不及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家经济发展,人民收入增加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手段,并不是目标本身,而幸福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本文主要介绍了农民幸福感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了我国农民的幸福感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农民幸福感提升策略。

乡村文化振兴视角下农民幸福感提升的路径研究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农民幸福感也是较为热点的话题。本文将两者相结合,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在乡村文化振兴视角下提升农民的幸福感的路径。通过研究发现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传统的乡村文化衰退和创新不足、乡村文化活动形式单一且质量一般、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不够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改善乡村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质量、坚持农民的文化主体性的路径,以便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从而提升农民的幸福感。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对于提升农民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满足农民的文化层面需求,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文化的和谐高质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幸福感契合研究——以湖北省孝感市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其幸福感的提升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孝感市新型职业农民的幸福感明显增强,但也还存在农业产业发展受限和辐射带动增收有限,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短板。进一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幸福感需要加强党建引领、振兴乡村产业、建设和美乡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幸福感知路径与优化逻辑——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组态研究

从公共产品视角出发,基于供求理论,采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对2017—2021年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及青海等23个省(自治区)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共生成3条能够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及4条导致低水平幸福感的组态。研究发现:身份确权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提升起到基础性作用,且基本不具备可替代性;除身份确权外,单个条件变量不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说明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大都通过组态路径实现;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缺乏良好的人口结构,而拥有良好人口结构的农村地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社会保障与环境状况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为了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调动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的积极性,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社会保障与环境状况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障与环境状况均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力大于环境状况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力。依据实证结论,为提升农民幸福感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江苏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对提升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文献法以及调查法对江苏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进行实证研究,以致提升当地农民的幸福指数。研究证明农民参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可促进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同时提升农民的幸福感,本文的研究可为江苏体育强省的建设提供一定理论指导以及实践参考。

论“新网工程”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指标及模型的构建

"新网工程"是于2006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新网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民心工程,这项工程的最终目标应是提升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但是,目前对"新网工程"评价体系的构建未将农民幸福指数作为重点指标。因此,为提高"新网工程"的建设效果,应将提升农民幸福指数作为最终目标和重要的衡量指标,并且通过分析农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和农民幸福指数如何衡量等相关问题,为"新网工程"的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农村文化建设视野中农民幸福感重建探究

农民幸福感与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并没有成正比同向提升。农村文化建设的薄弱,消解了因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重建现代农民的幸福感,需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农村传统文化为载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着力强化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幸福度量学与我国农民幸福问题的度量

幸福问题的度量是历代哲学家长期探讨的永恒命题,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使幸福度量成为可能,理论经济学家为此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量化工具。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兴幸福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为农民幸福指标体系量化提供了一套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就是给农民幸福这一命题,从物质幸福、制度幸福和人格幸福的视角,试图初步构建一套度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幸福指标体系。

购买城镇商品房能提高农民幸福感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政府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购买城镇商品住房。因此,研究拥有城镇住房以及房屋居住状况对农民幸福感有何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购买城镇商品住房行为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了详细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农民比没有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农民的幸福感更高,城镇商品房购买行为能使农民感觉"非常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1.4%和2.6%,并使农民感觉"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2.1%和2.3%。为有效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支持拥有城镇商品住房能显著提高农民幸福感。此外,本文还发现房屋居住状况更好的农民有更高的幸福感。因此,针对有意愿购买商品房的农民,政府应支持该部分农民进城购房商品住房,使其尽早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对目前没有条件或者没有意愿进城的农民,政府应通过农村危房改造、房屋修缮补助等项目,切实改善农民的住房条件。

基于金融支持的农民幸福指数模型

通过对当前农民生存,生活与生产状况特点的刻画,分析其对金融支持的具体需求:治病、养老、建房、子女教育开支,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投资。虽然农村的经济在快速稳定发展,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推出,农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但如果通过合理的金融支持,农民就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后,尝试给出基于金融支持力度的农民幸福指数模型以供实证检验。

快乐度量学及其对量化我国农民幸福的启示

多年来,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去寻求一种度量幸福的仪器,而新兴的快乐经济学发展使之成为可能,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和度量方法。因而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构建一套度量我国农民幸福的指标体系,对衡量新农村建设成败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山西省农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提升途径

以构建山西省农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提升农民幸福感的对策建议为目的,采用问卷调研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山西省11个市农民的幸福感加以测度。结果表明:11个市的农民综合幸福感均处在比较幸福的层次,差异较小,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生活、收入、住房条件、消费环境等。最后对山西省农民幸福感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必须建立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必须在农村广泛开展塑造新风貌活动。

浅析农村景观生态建设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以长沙市榔梨镇为例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益恶化的农村景观对提升农民幸福感具有负面影响,为了保护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科学地建设生态农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采取协调农村景观生态建设和农民幸福指数提升的措施,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论农民幸福指数应纳入农村发展指标体系

农民幸福指数应成为衡量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政府转变行政理念,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才能将当前农村发展与子孙后代的利益联系,遏制以破坏自然和人文生态为代价的行为;才能使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使淳朴善良的民风民俗得能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