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以黄河流域为例

普惠金融是促进农民增收,调整农民收入结构的重要方式。根据黄河流域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总指数对黄河流域整体及各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及各来源收入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仅对上游地区财产性收入有消极影响,但该消极影响不显著。(2)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对黄河流域整体及各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及各来源收入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下游家庭经营收入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对下游的财产性收入的积极影响不显著。(3)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对黄河流域整体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工资性收入的积极影响不显著,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

农村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普惠金融的拓展性应用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促使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相关单位需要提高对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实现农村金融与三农的共赢发展。以西藏为例,围绕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与措施,以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在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增收方面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城乡收入比和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启示——基于上海市、浙江省数据比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基于2010—2020年城乡收入比和农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对比分析上海和浙江收入结构及增长贡献率,剖析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发现:从收入结构看,上海和浙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大,而两地的收入结构在第二大收入来源上有较大差异;从收入增长贡献率看,两地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量贡献率均为最大,与收入结构对应,浙江经营净收入的增长贡献率占比居第二位,而上海则是转移净收入增长贡献率居第二位;上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浙江,但浙江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上海;浙江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借助社会力量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拓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渠道的改革创新经验值得上海借鉴。最后,提出了促进上海农民增收、进而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建议。

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虽然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占比远远低于其他各项收入,但其边际消费支出倾向却最大,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影响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需求。(2)从各地区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民的各项收入与各项消费的相关性和影响力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心理账户"现象更加明显。据此,本文认为,在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同时,要尽快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而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引导消费结构升级的侧重点也应因时因地而异,切勿全国上下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产生隐患。选取并整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总体趋势,经济作物产业发达的省份耕地非粮化情况更为严重。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和三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及耕地非粮化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二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起正向作用,但对耕地非粮化率影响作用不大;财产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适度耕地非粮化,应尽快对耕地过度非粮化现象采取针对性管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来自湘南国家示范区三市的证据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集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湘南国家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立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增长速度的提高,应使农民就地转移务工与家庭经营并重,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服务业。

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基于江苏1988-2010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农民家庭各项收入的增加都起到了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比较突出,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家庭各项收入的增加起着较大的负作用;农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改善,但长期却相反。

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及其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其对消费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但近些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趋缓,而剩余的三项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且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所以一方面,河南省要大力发展农村家庭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鼓励农民通过发展各种就业渠道增加收入。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协调性研究

根据1978—2012年我国农业产业和农民收入的数据资料,通过变异系数、结构偏离度、人均收入率、农民收入弹性等指标量化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在不断调整;但是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协调性较差。我国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这既限制了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的自身优化调整,又限制了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即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增加)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最后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浅析农民收入结构与农民增收

文章择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样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从来源的权重结构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在农民纯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权重,一方面单项波动幅度大且相互挤兑;另一方面双项加总后又长期占有多数份额且比较稳定。据此,本文简单分析了其成因并从中得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两个重要启示:第一,重点抓好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收;第二,调整国家财政对农民转移支付的方式和方向。

旅游地区农民收入结构性动态变化分析——基于海南省海口、三亚两市的面板数据

在对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农民收入结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偏离-份额法对海南省2008—2012年的农民收入结构型动态变化进行探讨。结果发现,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其占比仍然高于其他收入占比),而工资性收入逐步上升,成为海口市、三亚市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静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海口市农民收入的结构优势高于三亚市,财产性收入结构优势明显,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虽然海口市、三亚市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结构劣势亟待改善;两市家庭经营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对收入增长贡献方面,三亚市为正,海口市为负,结构优势不突出;转移性收入结构优势方面,海口市高于三亚市。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显示,海口市、三亚市的收入增速在增加,竞争劣势减弱,优势增强。因此可见,加快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对协调好海口市与三亚市农民收入增长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农村土地流转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然后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角度分析了农民各收人来源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收人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基于农民收入结构关联度的产业扶贫分析

对产业扶贫工作及其成效的评价分析,能够发现扶贫过程中的问题,为实现农民脱贫、乡村振兴提供参考。选取集“山、边、少、贫”为一体的深度贫困区——云南省L县F乡为研究对象,总结L乡2016年以来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农户收入结构的视角下,基于F乡所辖8个行政村2016—2018年的年报统计数据,运用关联度分析法,计算农户不同来源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的关联度。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种植业收入和畜牧业收入与农户收入变化关系紧密,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农户的收入变化。但仅依靠传统农业对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产业支撑和可持续性不足,需要对现有的支撑产业进行合理的产业链延伸。另外,F乡农民收入结构的关联度分析表明,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除种植、畜牧业以外,还有其他收入和林业、建筑业收入。应当重视农户的财产收入,引导农户进一步激发其各类型财产的价值。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协调性研究

结合我国1978—2013年农业产业和农民收入的数据分析二者的协调性关系,使用设计统计指标的定量研究方法发现,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异系数值波动较大,结构偏离度呈差异化分布,农业内部各部门的人均收入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弹性系数值较小等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的产业内部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在不断调整,但是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协调性较差,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这既限制了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自身的优化调整,又限制了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

贵州农民收入结构变迁及政策选择研究

农民增收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贵州农民收入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农民收入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为适应新变化和新形势,我们应积极调整政策适应新的变化需求,才能更好地促进我省农民增收。

基于农民收入结构对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区差异分析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城镇化将是今后发展的重点,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针对中国同时存在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和"用工荒"的现象,文章基于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数据,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差异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如下:东部地区劳动力专业水平高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较大的劳动力转移潜力。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中部、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