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的收益现状及改善途径

上一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非常突出,国家于20世纪末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但事实证明单纯的税费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益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思索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并找到解决对策。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民负担重;二是基层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税体制不合理;三是农民数量过多。因此我们应围绕着以上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

论新型财产性权利:农民财产收益权的实现路径

农民土地财产收益权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受制于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制度的障碍,一直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收益权的实现受到很大限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总体方向,并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收益权,要破除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的魔咒,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配套机制,保障农民在改革中的利益。

改善我国农民收益现状的对策

20世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非常突出,于是国家于20世纪末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但事实证明单纯的税费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益问题,我们应该思索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并找到解决对策。

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的收益保障制度研究

以贫困农民收益权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资产收益扶贫的核心思想与运作方式,利用扶贫对象所持有的扶贫产业的股权份额搭建起扶贫收益的产生方式与分配方式的联系。通过作为资产收益扶贫基本内容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引出扶贫对象收益可能面临的扶贫产业的资产经营风险和经营主体的道德风险这两个问题,从而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完善扶贫对象收益保障与风险托底的相关措施,以更好地保障资产收益扶贫的可持续运行,实现扶贫目标区域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助力实现脱贫攻坚工作。

抗战时期四川内江农贷个案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内江蔗农在承受高利贷盘剥的严酷境遇中,利用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发展甘蔗种植业,总产量和单产均迅速创造历史最高记录,农民获得了合作社收益的80%。作者分析取得较好成绩的原因,在于内江蔗农及时抓住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已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贷资金作为推动力改变难以依靠自身经济力量扭转的资金不足、借债生产的局面,凭借小农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权这一内在优势,以及世代积累的生产和经营经验,采取了改变品种结构和生产要素构成等等措施。历史经验证明,向产销合作社提供农贷资金,有利于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联结。同时中国银行制定了农贷主要面向贫困农民,投向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政策,并为了保障政策真正贯彻,在人员安排,特别是高层人员聘用方面,保证了农贷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农民利益代言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