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视域下的我国生物安全立法

农民权与生物安全本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但可通过种质资源安全发现两者可能联系。各国、各地区创设、推动及实施以调整和规范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第一代生物安全法具有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关注行政权力配置和注重程序正义等特征。它们虽然形塑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形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法律管制趋势,但也存在忽略农民特殊群体权利关照、忽视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缺陷。借由印度和委内瑞拉等国生物安全反向立法实证分析,我国第二代生物安全法应突出种质资源安全功能作用,实现人本主义理念回归并坚持全过程多元治理模式。未来应在凸显种质资源安全前提下,考虑创设农民及群体选择或拒绝选育、繁殖、生产、销售生物技术种质资源及产品权利;农民及群体参与生物技术及产品听证、决策权利;农民及群体选育、繁殖、生产、使用含生物技术种质资源及产品损害救济权利,并适当补强配套法律规范以实现我国生物安全法代际更替。

论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益的平衡

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然而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生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品种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权利人与农民权益进利益的平衡。

国际公约背景下我国农民权实现的对策分析

为保护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持有者的利益,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立法,本文从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农民权"出发,分析了"农民权"的概念和内涵,根据保护"农民权"的法理基础与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就当前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农民权利缺乏制度保障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提出对策。

目前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法律保护机制国际探索的成就与不足——评CBD事先知情同意机制和FAO农民权机制

传统知识是长期以来传统部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知识、技术、经验的总称,是一种知识形态和知识产品。CBD等国际组织对遗传资源及有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在保护机制上取得了一定的创新。CBD开创的事先知情同意机制和FAO开创的农民权机制为其代表。两种机制均在物权层面设计了遗传资源及有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规则,但前者具有较强的保障力,后者基本上还是一种道义意义上的权利。但只有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方能充分实现传统部族在传统知识上的利益。

农民权和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关系探析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措施不断的深入研究,农民权本质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内容。将农民权纳入专利体系下的先用权范围内,立法确认农民权制度、建立农家管理保护模式和设置国家与群体农民组成的共同监管机构,是分析当地农民和国家在保护及分享开发生物与遗传资源中的相互依托关系、兼顾各方实际惠益分配关系的有效切入点。

农民权益保护视野下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金融权以及发展权的保护和支持。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历经十几年,金融形式不断创新,体现了对农民权益的支持与保护。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着目标偏离、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等问题,需要重塑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目标和完善农村微型金融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农民权的国际立法及其借鉴

农民权是植物新品种及遗传资源保护中最重要的权利形式之一。本文总结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农民权的国际公约及美国、日本、印度及非洲等4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现状和特点,进一步提出了对完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农民权的建议。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中农民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农民权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植物遗传资源开发、保护中出现的农民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类似专利法中的先用权;其权利主体是那些长期以来在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中做出贡献的农民群体;经过农民鉴别、保存、改良的原生境条件下和非原生境条件下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农民权的客体;其权利内容包括农民群体享有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

农民权保护的障碍、原因及对策探析

农民权最早源于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场讨论,之后对农民权保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有初步进展,但发达国家利用霸权阻碍其保护进程,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农民权也存在冲突,"种子战争"更是限制了农民留种权。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至上;小农经济难以对抗专利高价以及我国立法上的缺失。必须充分研究利用国际条约,专门立法保护农民权并且适时修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专利法》等来应对农民权保护面临的种种障碍。

农民权保护机制探析

由于南北间的巨大利益分歧,农民权的保护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要想化解分歧达成共识,需在育种者权与农民权间找到利益切合点,从而真正实现利益均享。笔者以利益分析为主线,去探寻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关于农民权的保护制度以及利益分享机制,以期对我国未来农民权的立法有所裨益。

征地补偿中的农民权探讨

近现代所有权限制理论的发展,其实质是如何限制公权力滥用,大多表现为如何保障土地利用人的权利。各国征地补偿标准的发展无论是在实体还是程序方面都体现出对土地利用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以此为依据,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在征收目的、标准,尤其是程序方面还缺乏系统、明确的规定。农民权的依法具体确定才是征地补偿之根本。

论农民权的知识产权保护

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优势,无偿地利用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大量培育植物新品种、开发药物,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分享其中利益,还受到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层面的限制。为了缓解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在此层面上利益的极度不平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农民权"来对抗发达中国家。但"农民权"却存在诸多争议之处。所以必须对"农民权"的性质、主体、客体、内容进行明确,这样才能使得农民权早日成为一种知识产权而受到保护。

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知识产权扩张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的冲突日益显现,如何协调二者关系事关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保护农民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应在充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基础上,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品种制度,切实保障我国种子安全和粮食安全,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带来的挑战。

缅甸国家种子政策中农民权保护简述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的潜在巨大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世界各国不断深入对生物与遗传资源保护研究。在研究中,国际社会发现农民权问题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对《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种子政策》种子监管框架中农民权利进行分析论述,评析缅甸当前农民权利的国家政策现状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关于农民权利的借鉴建议。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视阈下的农民权客体论

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不仅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其高依存性特征又关系到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ITPGR针对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农民权客体范围应涵盖原生境中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及其遗传部分和衍生物,且遗传功能单位包涵DNA片段。粮农植物遗传资源中的遗传信息本质上为农民主客观相结合产物,同时其多态性特征与知识产品特点亦不相悖,故而农民权应为一项新型知识财产专有权。

国际法上的遗传资源保护之农民权探析

（一）农民权产生的背景 随着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价值日益凸显。西方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资金优势，无偿地利用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大量培育植物新品种、开发药物，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保护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排斥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外，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分享发达国家后续开发的收益，反而受其知识产权的制约。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掠夺愈演愈烈，“生物剽窃”、“种子战争”层出不穷。

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以植物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文章主要介绍植物新品种作为一项知识产权在我国及其世界其他国家的保护现状，着重分析植物品种权和农民权的冲突和协调在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应该如何平衡以及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法律条文存在的漏洞及其需要完善的地方。

论农民留种权与农民权益的保护

农民留种权是指农民自繁自用植物新品种的权利,是对品种权人权利的限制;农民留种权成立的前提是农民留种行为已经进入到品种权人的权利范围内。以农业为生,分散经营少量耕地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民留种权的主体,是享有自繁自用留种权利的农民。此外,在保护中,还要警惕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尤其是其中的绝育技术对农民留种权的架空,农民留种权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利用合同限制条款对品种特权进行排除是不合法的。解决好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和合同限制条款对农民留种权的不利影响,方能处理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平衡。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研究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权保护成为全民关注话题。农民作为环境权问题上的弱势群体,我们应当重视农民环境权问题。本文以正义视角来看农民环境权,全文分成三部分。首先将农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的主体做一个区分与分析,突出农民的主体性,从而提出农民环境权,揭露农民环境权的现状与发展的必要性。接着通过分析对于环境权问题上的农民行为以及救济方式来展现现行农民环境权救济制度的不足。最后提出救济制度的创设建议,构建“三位一体”的农民环境权救济制度。农民环境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正义问题,农民环境权的受损和救济不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实际结果,对于农民环境权的解决,我们应当考虑多方面因素,“三位一体”的农民环境权救济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