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与政府治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渐渐觉醒,其环境抗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白热化"阶段。然而,农民的自身缺陷与政府治理问题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通常选择体制外抗争或体制边缘抗争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冲突或群体性事件的恶化。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法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以期达到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治理能力,确保政府环境治理的法治导向、民意导向和绩效导向。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

国内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与反思

基于农民环境抗争之社会差别、结构-制度、结构化、社会治理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从研究论著数量、宏观与微观研究范式、研究议题三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研究状况,指出了当前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不足、研究方法单一、调研资料甄别等共性问题,并从科学性、方法论、理论自觉、研究方法以及议题拓展等方面探讨了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议程,讨论了农民环境抗争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问题。

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研究中的认知与反思

对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应该离农民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近。为了实现这种"近距离",研究者既需要对农民环境抗争所嵌入的环境与社会系统有整体性认知,也需要对以下四个维度进行认真反思:农民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性、农民反抗传统的延续与断裂、环境议题的复杂性、研究者的价值判断。

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行为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的检视

社会转型期因环境破坏与污染而生成的农民环境抗争行为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种政治现象。政治机会结构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我国政治通道的开放、有影响社会资源的介入、行政体制的改革、抗争风险的减低和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等政治机会为农民环境维权提供了行动路径和主观能动性,因政治限制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政治机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农民维护环境权益的障碍而易产生抗争行为。利用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本土化改造结构,提出通过完善农民环境权益诉求的政治机会结构来推动农民政治行为的制度化目标。

关于农民环境抗争的实证研究

随着农民受环境污染危害的日益加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走上了与污染企业进行对抗的环境抗争之路.但在实际的环境抗争过程中,农民不愿意诉诸法律的心理、抗争中的弱组织化以及被纯粹利益化的抗争初衷等问题的出现,都影响了最终的环境抗争结果.因而,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农民重视环境权益.

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制度变迁、利益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以湖南省X市Z地区为个案

面对环境侵害,湖南省X市Z地区农民环境抗争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沉默、经济转轨时期的私力救济,以及市场经济时期的依法抗争。该地农民的行动选择主要受制于政治机会结构以及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的双重约束。我国的制度变迁将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予以有限度的开放,又导致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从一体转向分殊,两者的结构转型促发受环境侵害的农民从沉默走上抗争之路。然而,以发展主义为取向的经济制度与威权性格的政治制度之间的高度同构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无法正确对待农民利益诉求,农民亦无力突破制度的桎梏。改革现行经济政治制度是化解农村环境危机、缓和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之途。

从抗争到共建:环境抗争的演变逻辑

面对环境侵害,J省N市高路社区农民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再到社企共建的过程。在抗争过程中,农民运用理性的抗争逻辑在与H钢的博弈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理性抗争(找H钢理论)——诉求得不到回应、污染加剧—群体抗争——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污染危机生存,抗争升级——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同时,从H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业,H钢表现出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到农民群体抗战阶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再到与社区共同建设,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不同阶段,H钢采取了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