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农民留种权制度探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要指示,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民留种权的保障是推动农村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农民留种权制度仍然处于灰色地带,应当增强农民权利观念提高对植物品种权保护认识。理清我国农民留种权制度完善思路,立法上应细化农民留种权利主体,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加强对农民出售剩余种子的监管、审查力度;合理界定留种的数量范围及植物品种类型,平衡权利相关方利益平衡。推动繁荣乡村建设,稳固粮食安全,促进高质量乡村建设。

论农民留种权的现实困境与权益保护

农民留种权是指在植物新品种领域中赋予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特权,以农林种植业为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个人或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民留种权的主体。作为长期沿袭的农作物生产习惯和改良方式的农民留种有其正当性,在今天仍有存在的重要意义。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出现和法律上存在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农民留种的权利,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打击其生产积极性,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法律上禁止育种公司使用基因限制技术,在司法实践中将农民留种权定性为法律的强制性条款,并对留种规则进行完善和修改,才能更好地确保农民留种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维护农民的切身权益,平衡农民与品种权人之间的利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留种权完善探析

农民留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正当性权利,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对农民留种权的规定存在权利主体界定不明、权利客体范围模糊、留种权被限制架空等多种缺陷,农民留种权的规定模糊导致的权利滥用势必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通过借鉴域外地区有关农民留种权的相关制度,从法律手段明确规定农民留种权的权利主体、限定权利客体范围和类型、运用多种手段保障权利行使等方式完善我国农民留种权,防止农民留种权的滥用与不用,保障农民增产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农民留种权利保护比较研究

基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贡献及其对种植农作物的生存依赖,UPOV公约为农民在利用和保存作物种子方面保留特定的权利。随着生物技术在植物育种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UPOV1991将农民留种权利改为非强制性例外,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则根据各自需要规定了不同范围的农民留种权利,应对生物技术背景下的育种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中国充分借鉴欧美对UPOV1991农民权利规定的实施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农业现实的农民留种权利保护制度。

农民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立足于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考察

本文从兼顾保护农民权益与转基因农作物育种人的品种权的角度出发,研究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基本架构。就故意留种行为而言,农民有权不经育种人授权而留存、种植和销售授权产品的种子,但繁殖不得超越合理数量,不得出于商业目的而繁殖授权品种、销售种子的数量应当合理。就无意留种行为而言,该行为的侵权认定需要考量农民的主观意图,损害赔偿采取"侵权收益计算法"而非"专利损失计算法"。育种人针对农民留种行为的专利保护措施有技术授权合同的限制条款、终结者基因技术等。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立法缺陷包括"专利权合理容忍限度"的范围有待辨明,农民的无意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解决机制尚待完善等。

农民留种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知识产权的视角

作为长期沿袭的农业种植传统和农作物改良方式的农民留种有其正当性。基于种子的自我复制性,农民留种会面临权利穷竭原则适用、制造与使用的区分以及利益平衡等困境。通过法律完善、合同约束、技术措施等方式化解农民留种的知识产权困境有一定的作用,但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法律难以规制农民超越合理范围的自行留种;合同限制面临如何监督农民违约留种的问题,亦无法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技术措施会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当扩大,危及粮食安全。未来应借鉴国外经验和数字作品版权保护的解决方案,结合我国实情,引入责任规则、建立补偿金制度和种子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等以解决农民留种的困境。

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农民留种收费问题研究

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规定,小农之外的农民可以自繁自用享有品种权的种子,但需向品种权人支付使用费。为便于使用费的收集,欧盟许多成员国均成立了专门的留种收费代理机构,依法代表品种权人收取使用费,并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做法,是对农民特权制度的丰富与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论农民留种权与农民权益的保护

农民留种权是指农民自繁自用植物新品种的权利,是对品种权人权利的限制;农民留种权成立的前提是农民留种行为已经进入到品种权人的权利范围内。以农业为生,分散经营少量耕地的个人、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民留种权的主体,是享有自繁自用留种权利的农民。此外,在保护中,还要警惕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尤其是其中的绝育技术对农民留种权的架空,农民留种权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利用合同限制条款对品种特权进行排除是不合法的。解决好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和合同限制条款对农民留种权的不利影响,方能处理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平衡。

知识产权视域下农民留种侵权问题研究

农民留种行为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习惯,但在现代社会,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社会分工的明确,农民留种则有可能侵犯育种人的专利权、新品种权等合法权益。育种人可以通过法律、合同亦或技术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各种手段也有可能保护过度,反而侵犯农民的合法留种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利益平衡原则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种子绝育技术下农民留种权保障研究

种子安全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农民留种权是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一项原始权利,它使得农民能将种子用于来年的继续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种子绝育技术的发展对农民留种权的剥夺使得该权利的实际行使面临巨大危机,严重损害了农民应有的权利。在考察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后,根据我国国情及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农民留种权的保障提出了相关建议。力求为种子绝育技术下我国农民留种权的维护提供解决方案,消除绝育技术带来的不良影响,保障我国农民的法定权利和国家粮食安全。

论责任规则视角下的农民留种收费制度

农民留种收费制度中引入责任规则旨在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开放共享适当结合,在保障育种者合法权益,减低维权成本的同时,消解农民留种侵权风险,促进育种创新与良种推广。鉴于留种农民的分散性,可建立种子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行收费权利。缴费义务主体为留种种植农民,不考虑其身份、留种目的及留种数量,以避免农民留种合理性判断的难题。收费标准以农民种植面积与数量为依据,且应合理低于通常许可使用费。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农民留种申报的形式;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和农民留种信息平台,以保证使用费分配的科学性;农民因留种缴费所增负担,国家应予补贴。

美国法中农民留种行为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与知识产权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农民留种行为从一种传统农业生产习惯转变为法律权利。尽管种子特性局限了知识产权制度功能,但种子企业普遍采取特许合同的做法却有抹杀农民留种行为之虞。当农民期望通过州立法进行干预,却发现州立法提案存在合宪性疑问。妥善解决农民留种行为与知识产权之间的矛盾,应当置于整体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考量。就我国而言,应当认识妥当规范农民留种行为的必要性,在农业领域更新知识产权理论,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体系。

正确看待品种权中的农民自留种权的对策

国际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1991年文本将品种权中农民自留种权改为非强制性例外,而中国加入UPOV 1991年文本将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必须正确看待农民留种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留种权与品种权的平衡机制。本文阐述了正确看待品种权中的农民自留种权的对策,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国情分析农民留种权的重要性、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正确规划农民自留种、做好农民留种权立法等方面内容,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中国植物新品种权限制中的农民特权（Famers’Privilege）面临挑战

基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贡献及其对种植农作物的生存依赖。UPOV公约为农民在利用和保存作物种子方面保留特定的权利。随着生物技术在植物育种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UPOV1991将农民留种权利改为非强制性例外，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则根据各自需要规定了不同范围的农民留种权利，应对生物技术背景下的育种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中国充分借鉴欧美对UPOV1991农民权利规定的实施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农业现实的农民留种权利保护制度。

论我国植物育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中心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是为激励育种创新和对育种创新成果提供专门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的植物新品种立法层级不高、保护水平偏低、原始育种创新激励不足、品种权保护范围狭窄,育种剽窃、模仿性育种和育种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修改应坚持激励育种创新、农业绿色发展和单行法的思想理念。在育种者权利控制范围的扩大、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建立、农民留种权利的规范、品种权授予条件的细化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立法部门应在提升立法层次,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回应植物育种技术的需求,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技术上,准确使用基本术语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