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治理机制研究——以成都邛崃为例

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是农村群众集中居住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居住形态。它面临规划建设不合理、聚居区群众治理可持续性差、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充分满足聚居区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深化基层组织体系改革,撤并与新组建村(社区)方式;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有效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以"1+3+1+N"治理模式,探索聚居区合作共治的新格局;分类纳入治理目标考核,促进跨区域聚居区自治治理水平提升;以"互联网+乡村"模式,尝试跨区域聚居区治理融合的新模式。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治理研究——以成都邛崃为样本

本文以成都邛崃为样本,描述跨区域农民聚居区的形态呈现,探讨样本的独特性及研究价值,分析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治理的特殊困难,坚持以党的十九大要求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指导,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深圳富士康农民工聚居区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流动

前人研究将中国农民工聚居区的增长归因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是对传统乡村文化认同和寻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本文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圳富康农民工聚居区研究,表明该类聚居区的增长主要依托周边大型制造企业扩张,是农民工"反性族群模式"下被动选择的结果。也反映了早期富士康科技集团、政府、原住村民追求大规廉价居住空间和经济利益的空间表征,到后期历史文化价值、乐业社区以及和谐生活空间的政愿景和企业诉求。受制于富士康科技集团的管理体制、农民工家庭结构等因素,富士康农民聚居区展现出社会流动、社会支持网络和休闲生活等多重维度的社会空间压缩和流失。

农民工聚居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

农民工聚居区是指以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而暂住城市的农民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和安置为主导建构方式的集中居住生活区域,具有边缘性、复杂性、内聚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农民工聚居区在为城市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社会治安混乱、居住环境恶劣、安全事故隐患严重和权益保障缺乏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体制产生不平等、社会治理存在盲点、法治体系不够完善和相对剥夺感驱使犯罪等。从法律层面来看,解决这些问题要从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户籍和社会权益保障等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和社区自治以及利益表达和矛盾化解机制等方面着手。

中国农民工聚居区研究进展

作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相关制度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聚落形态,中国农民工聚居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工聚居区研究划分为起步阶段、扩展阶段、社会空间转向和社区治理3个阶段。总体上看,对农民工聚居区的研究,在空间形态方面从静态走向动态,社会网络方面从群体走向空间,形成机制方面从传统的社会学、城市地理学视角转向制度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生产视角,聚居区从改造管理走向合作治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论文从研究思潮、研究视角、研究重点等方面比较了中国农民工聚居区与西方移民聚居区的差别,并对未来研究作了展望。

深圳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

选取深圳罗芳村、共乐村、清湖村分别作为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增长型)、半依托混居型(稳定型)、完全依托混居型(减少型)代表,对其社会融合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研究发现:①整体而言,社会融合度由高至低分别为无依托缘聚型、半依托混居型、完全依托混居型聚居区。②不同维度社会融合方面,无依托缘聚型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及心理融合维度上最高;半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及经济融合维度上较高;完全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维度上最低。③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在深家庭规模、在深居住时间和年龄。就不同维度而言,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职业技能、性别、社区支持度。④从不同类型聚居区的影响因素来看,无依托缘聚型主要受到婚姻、社区支持度、社区功能和年龄(负)的影响;半依托混居型主要受到职业技能、社区支持度和性别的影响;完全依托混居型则主要受到社区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