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市场化与农民财产权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表述,从"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客观上要求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其中包括农民对集体资产的股份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民住房财产权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等。这样,让农村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农民得到应得的财产收益。

城镇化中农民财产权保护的公权力研究

城镇化中农民财产权的保护烙有公权力的痕迹。从历史发展看财产权与公权力相伴而生,经历了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和相对限制过程,这一过程中公权力不断扩张,公权力双刃剑的特征更加明显。目前,公权力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我国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同样承担重要使命,因此对保护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必须在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基础上,规范公权力主体、内容、程序,保证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实现。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农民财产权法律保护探析——以江苏省苏南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城市对建设用地有巨大需求。但由于相关法律的不足,目前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仍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障,威胁农民的权益主体地位。文章通过对江苏省苏南地区的调研,揭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处分权流失、农民对集体建设用地价值的忽视及立法上的不完善,提出扩大社会保障方式、完善土地立法保障农民权益等政策建议。

创新土地征用制度 实现农民财产权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城镇化进程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制约。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精神,创新传统的征地制度,特别是在保证18亿亩耕地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承包地、农民宅基地等财产权利怎样更好地实现,并对原来不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这应是当前须抓紧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征地拆迁、整建制转居与农民财产权——基于北京市大兴区北程庄村的调查与思考

对北京市大兴区北程庄村的土地征占、整建制转居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调研发现,乡村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和发展农民的财产权利。建议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征地思维和征地制度,保障两种土地公有制的平等地位;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取消农转居政策;实行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样可以开发建设城市的政策制度;及时撤销"三无村"或"空壳村"的村委会建制,完善撤制乡村集体资产处置办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权利实现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1,回顾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发现目前专家学者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理、政策及地区改革经验等方面,而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权利实现的关系的研究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核心要素如何体现和保障农民财产权利研究方面存在不足,希望将来能深化相关方面的研究,以期早日实现改革的目标。

稳步推进改革 确保农民财产权——关于海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调研

为督促指导地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掌握改革试点工作完成情况和改革成效,近期,调研组赴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东方市等2个中央试点地区开展了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了本立村、五岳村、乐妹村、生旺村等4个村。从调研情况看,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基层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形成了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农民财产权视角下宅基地资格权研究

保护农民财产权是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应有之义。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直接关乎农民财产权的实现。通过对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利生成、权利内容和权利保护进行分析,表明宅基地资格权分置于宅基地所有权,而非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权在宅基地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其自益性权能与共益性权能直接、间接保障农民财产权。宅基地资格权无需照搬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模式,但应当从明确主体及其取得标准、退出机制和确权登记等方面对宅基地资格权进行保护,并重视权利主体的诉讼权利。宅基地资格权为实现农民财产权、盘活宅基地提供了稳定保障。

农民财产权保障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未给予农民财产权充分保障。表现为:"公共利益"界定不明;补偿标准过低、测算依据不合理、补偿范围过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缺失;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补偿金分配不到位;征收程序缺乏正当性;因此,在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结合国内具体特点,应当采用"概括+排除"的方法界定"公共利益";扩展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丰富补偿方式;引入司法救济,充分保障土地权利人的参与权。

保护农民财产权 推进宅基地改革——以湖南汨罗为例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继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之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变革。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进入攻坚期,面对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把保护农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现阶段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所占比重极低。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农民的财产权利缺失和财产权利不完整,对自己的财产缺乏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客观要求。赋予农民农村集体土地的成员所有权,赋予农民住房的完整产权,实现农民财产的自主流转和市场化交易,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关键举措。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是赋予其更多财产性权利、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关键所在。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构成包括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处置权和合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权。当前在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存在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部分缺失、土地经营权流转处置权受到干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权不合理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尊重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与调整机制来保护和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民财产权利保障

为了激发农村的经济增长潜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此,要从培育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和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

试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政策含义和对策建议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有关决定,从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入股权能;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权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赋予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和对策建议。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的实现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以全国33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为研究对象,探析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实现路径和关键影响因素,为政策推广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结果: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的实现在不同地区均是多个不同条件共同作用引致的结果,具体可归纳为金融推动型、政府主导型、服务市场型3种路径;实际路径的形成和各地宅基地流转的市场基础及改革的历史探索紧密相关;其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流转范围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因素,抵押担保和“房地一体”登记之间则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的实现应从激活流转市场、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措施、合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方面完善政策。

十六大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改革的进程与展望

20世纪末,新思维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在清理"共产风"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却仍然受困于税费过重、农地使用权频繁变动、农地财产征用中补偿偏低、社保等公共产品缺失而严重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等问题。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修宪重新确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大环境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亮点涌现:沉重税费有了根本性解决、农业生产补贴与保护有了新进展、农地征用补偿有了适度提高、农地延长的30年承包权向"长久不变"乃至财产"物权"靠拢、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开始向城乡一体化迈进。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问题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为"一小二私"的"农户经济"创富正名,为农地农户经营者解除精神枷锁;给农地确权并明确政府与农民间清晰而排他的权益边界;加快社会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完成传统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夯实农民自主自由创业创富的基础。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规则的重构

农民住房财产权由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构成,是绝大多数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现行法明确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项财产金融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政策指引下,在试点地区暂停上述禁止性规定的实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权也就取得了"房地一致"原则之下的合法性。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权未经登记不得设定,其实现可以采取协议拍卖、协议变卖、强制拍卖、强制变卖、强制管理等方式。抵押物处置时受让人的范围不应以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限,但其他人受让农民住房财产权时,可以采取仅取得房屋所有权,同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租赁权的方法。原抵押人仍然可以基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出租而取得相应收益,以保障其基本住房权利。抵押物处置中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应在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合理分配。

农民住房财产权论析——寻找政策与法律的契合

源生于政策的农民住房财产权不能在既存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直接对应,却可在其间寻觅相应的契合点,即农民住房财产权是由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有机结合而成。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倡设是为了实现相关权利身份性的突破和财产性的彰显,这种制度调整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农民住房财产权统合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有利于达成制度改革目标,需要以必要住房财产权和剩余住房财产权的区分为基础进行制度设置。

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实践和前景——基于浙江丽水1800户农村居民调查

农村住房是农民手中最主要的资产,通过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创新,能有效撬动农村地区大额信贷资金投放。为有效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扩面增量提质并形成可复制的创新样板,本文以浙江丽水为例对此开展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丽水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市和"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在农房抵押贷款业务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并取得积极进展,未来发展存在较大空间,但需要在配套机制等方面继续健全完善。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私权力取向的研究路径

乡村治理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农村土地财产权的不同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的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和治理模式。与土地农民集体财产权制度相适应的是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的公共权力治理模式,而农村改革以来的双层土地财产权制度安排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分权式治理模式。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清晰和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将为乡村治理提供私权力治理的新维度,以弥补单纯依靠公权力治理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