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下的农民身份转变研究:龙港案例

“离土不离乡”是龙港地区作为中国首个“镇改市”在早期实现农民身份转变的主要模式。研究显示,身份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地农民主要通过开创家庭工业和兼营工业等第二产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生计方式转变。也有部分农民选择专注于农业发展,成为专业种植大户。此外,农民的交易范围也有所扩大,从村域扩展至县域,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他们不再是小农,而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在交易对象上,农民不仅与熟人进行交易,还与来自周围村镇甚至其他省市的商人进行交易。交易中更注重合作利益、商品质量和商家信誉,而非个人感情。本研究希望为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其他村落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我国农民身份的思考

农村是社会的主体,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农民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农民身份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虽然农民身份制度化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却导致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缺失。因此,在当今中国,消除对农民的歧视,确立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解决农民二等公民的身份问题迫在眉睫。

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结构与测量

在阐述评估和测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结构并从心理学角度编制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测量工具。以社会身份理论和身份理论作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心理测量学方法对问卷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农民身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测量农民工对农民身份认同的有效工具。

农民身份转变中的权利实现机制

农民身份转变是城市化战略的必然产物,是一个涵盖文化素质提升、角色调适、利益调整与权利发展等多个面向的实践过程,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至关重要。为研究该社会政治过程,基于公民身份构建视角提出的"权利一体论"能够回应和弥补"文化转型论"与"政府自利论"这两大主流观点的不足。透过对身份转变过程中权利实现机制的研究,"权利一体论"不仅能为"农民终结"开辟新道路,而且能够推动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形成。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对策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三农问题"是学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的结果与必然。然而在现阶段,通过对沈阳经济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状况的调查不难发现,其依然存在着限制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

个体化视角下农民身份变迁的路径及未来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变迁,其中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呈现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个体化的影响下,农民从传统社会"先赋性"身份脱域以后,逐步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集体化身份建构及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身份建构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在个体化社会,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塑造是农民身份整合的有效路径。

唐宋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转型

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唐宋之际,保护小农利益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身份地位出现较大程度的提高,法律意义上的良贱界线泯灭。唐宋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不仅促进了国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革,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化问题及对策

中国的城镇化虽然基本实现了非农化和城市化,但市民化进程的道路仍比较漫长,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身份转化遭遇诸多体制性障碍,包括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决策的固有偏好以及具有歧视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等。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农民身份向市民转化旨在对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和法律地位进行宪法性同构,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使农民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的社会身份和法律人格,享有平等的权利自由和制度保障。为了促进农民身份转化,需要以宪法规定的农民地位为基础检讨现行的法律和政策,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各项宪法权利的落实,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有力扶持。

试析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相辅相成。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唐中叶,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在经济制度上则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已取得的相对自由。

坚守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

贺享雍的《乡村志》始终以内在于乡村的视角对乡土中国的微观历史进行文学书写,并在他的写作中慢慢地褪去浮华,一步步更深地回归乡村和传统,让当下的乡村与乡民被遮蔽的处境、命运、历史与内心世界慢慢地浮现于文学的地表之上。对农民身份的坚守,也决定了贺享雍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民间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当贺享雍成熟到可以拒绝外在诱惑,完全回归"土里刨食"的农民身份时,他必然会选择回到自身的文化根脉深处来寻找书写乡村志的灵感,最大限度地从川东乡民所熟悉的本土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与经验来书写属于乡民自己的历史。但执着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农人立场,既给贺享雍的乡村志写作带来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志》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农民身份转变的进路:政治改造,抑或公共服务支持

中国农民被习惯称为小农,由于他们具有诸多先天不足与落后性,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组织都尝试着改造他们为集体化劳动者,然而他们只变身为集体化小农。后人民公社时期,家庭经营瓦解了农村整体社会结构,农民分化为若干阶层,但无论他们身处何处,从事何种职业,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备受社会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如此,为有效地促进农民向市民或市民化职业农民转身,一方面要尊重农民的公民权,放弃通过合作社、集体化等方式改造农民的企图;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民阶层地域分化状况,按照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给予城市农民工、城郊农民和居村农民的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进而使其享有平等的国民权益。

关于转变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亿万农民身份的转变。每年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贡献青春,年老体衰后再回到农村务农,只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措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和身份转变。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转变应当是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农民转变为市场经济农民。为此,要改革农村现有土地制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之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小城镇化,农民就地安置转变身份。

农民身份注塑及其制度刚性——以农村地权构建为中心

城乡二元区隔不仅带来了身份性差异,也导致了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失衡。体现在土地法权模型领域,出现了土地的二元立法轨迹,乡村地权对内形成身份性、封闭性、生存型土地权利体系。对外不能对抗国家单向度征收,农民最终在土地利益分配场域被边缘化,其权利也被无情掩蔽与剥离。应从市场准入体系、市场化补偿体系,国家权力行使及政府角色转换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身份发生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以日常生活政治化为中介完成农民思想启蒙,确立主人翁身份;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转变;第三次是伴随着农民工现象而出现的转型,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民文化身份的转型。只有占中国人口将近80%的农民成功实现了身份转型,中国才能形成自己的成熟的市民社会,才能建构起具有更强整合力和包容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城镇化运动下农民身份的转变及其归宿探讨

城镇化运动正在促使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发生着身份上的转变,然而最先发生身份转变的农民工却面临两难的尴尬境遇,这既有制度的原因,又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原因,要保证农民身份顺利转变,就必须考虑到后一点。尽管学界对农民身份归宿的探讨主要集中为不同载体上的职业农民,但由于受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以及农民自身趋利因素的影响,单一的职业农民并不能定格农民的身份归宿,而必须兼顾其原有的政治身份。因此,城镇化运动之下的农民身份最终会呈现为包括市民、传统农民、保留"农民"政治身份的职业农民与兼业农民等多样性的选择趋势。

农民身份与农村产权:方法和理论阐释

产权安排与农民身份生成变迁直接相关。农民社会身份由于承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出农民对资本化生产排斥和支持倾向。家国一体产权安排衍生宗族化小农身份,宗族化小农所承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对资本化生产方式是排斥的。国有产权实现了宗族化小农向革命化小农的转变,革命化小农承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产权调整实现了革命化小农向社会化小农转变,农民具有不完全市场主体地位,影响农村资源资本化实现和工农业发展。因此,农村只有实现产权明晰化,才能实现农民市民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农民身份市民化

乡城迁移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城市偏向政策中的户口制度主要功能是控制人口流动、限制城市就业和社会福利分配。城市政府具有户籍准入政策制定权。城市物品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搭便车"公共物品和户籍性物品。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假设3个部门内部的生产采取平衡增长路径,部门之间增长是不平衡的。由此,得到城市可承受的乡城迁入率与私人物品部门增长率、城市可承受的乡城迁入率与"搭便车"公共物品部门增长率、户口发放率与户籍性物品部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保持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增加城市可承受的乡城迁入率和较高户口发放率的前提。

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建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处于不断的被建构过程中。中国农民身份经历了由农民变为农民工再到产业工人的变迁过程。但国家不同时期对农民身份制度的不同安排,都是权衡利弊,看到了潜在的产出大于成本,于是主动设计和安排制度,强制人们认同和执行。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惯性,使得农民工转换市民身份遇到很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正式制度,重塑非正式制度来推进农民身份转换显得特别重要。

城乡整合、身份边界与农民权利发展——成都城乡统筹改革中农民身份转变经验考察

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是一个契合时代潮流的宏大论题。城乡统筹中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实践呈现出城乡整合与农民权利发展的典型意义。按照增量改革原则,在国家行为的主导之下,通过分化与重构传统的农民身份、消解村民身份与公民身份间的紧张关系,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边界和权利边界被破除,双方在与国家、市场及社会的联系中将面临相同的行动规则,由此推动着农民的公民权利发展。

日常生活叙事中的农民身份问题——张继新乡土小说论

杨守森认为,张继的小说于质朴的泥土气息中深藏着现实的苦涩与梦幻,人生的玄机与幽妙。其人物系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乡间平民百姓及乡村基层干部两类形象,由此揭示了中国农民依然无法摆脱的心灵困境以及现代文明进程的艰难。他的小说富有故事性,荒诞与反讽意味以及玄妙莫测的偶然性是其小说故事的特点。李茂民认为,张继的小说通过对农村社会关系的真实描写,使长期被遮蔽的农民身份问题呈现出来,这是他的创作明显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乡土作家和当今私人化写作的标志,因此可以将其创作称为新乡土小说。孙叔文认为,张继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将艺术视野由农村伸向了城市,通过农民贵祥与村长关系的颠覆,展示了乡村权力秩序的动摇,又通过城里女人李春与贵祥的关系,展示了城市对乡村的进逼与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