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归位须先于农民身份转变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减少农民。因为，在农村人均耕地水平较低的约束条件下，庞大的农民群体滞留在农业产业之中是无法富裕的，农民自发性的外出打工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非农领域里，农民通过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奠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社会的非农产业规模扩大。

关于转变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亿万农民身份的转变。每年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贡献青春,年老体衰后再回到农村务农,只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措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和身份转变。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转变应当是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农民转变为市场经济农民。为此,要改革农村现有土地制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之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小城镇化,农民就地安置转变身份。

转变农民身份:解决困难群体之路

中国困难群体的存在,既不是效率优先造成的,也不能用公平分配来解决。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必须从体制、制度和政策着手。土地只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不能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只有转变农民身份才是解决困难群体之路。

转变农民身份:解决困难群体之路——对“十一五”规划的一项建议

中国困难群体的存在,既不是效率优先造成的,也不能用公平分配来解决。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必须从体制、制度和政策着手。土地只能解决农民温饱不能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只有转变农民身份才是解决困难群体之路。为此,国家应制定一个农民转变身份的发展战略规划,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转变身份的行政机构,负责农民转变身份的全面规划。将农民转变身份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环节,坚持科学发展观,提高全社会的重视程度。

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生成机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部输入乡村的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种社区民主监督基于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在地方政府主导和舆论媒体的助推下,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构支撑。新型农村社区民主监督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不单是基层民主治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在对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认同前提下身份转变的必然结果。

农业园区“安徽模式”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与我国过去农业科技园区主要着眼于科技创新示范,以农业技术推广为目标不同,安徽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主要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以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为目标:整合各部门支农资金进行前期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经营资金则是通过招商引入各种社会资金;经营主体也是通过市场化招商引入,政府定位于服务和协调,园区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导农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营规模;示范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并且,"安徽模式"门槛不高,政府投入少,更具有推广价值。但农业园区"安徽模式"没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土地规模经营程度还有待提高,支农资金整合也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因此,还要多渠道解决示范区内农民就业问题;尝试农民身份转变机制创新,加快土地流转;以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形成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