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迁徙自由权与户籍管理制度

为了从根本上缩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须把迁徙自由权提高到宪法性权利之列,纳入基本人权的范畴。同时,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建立以实际居住地为标准的户籍登记制度。

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农民迁徙权的变迁

迁徙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但迁徙权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法律规定,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迁徙权得到明确但短暂的法律确认和切实的制度保障,但同时,中国确立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导致了农民迁徙权受限,再加上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乃至决裂的影响,使得农民迁徙权经历了从短暂实现到逐步受限并最终在事实上完全失去的曲折过程。直至改革开放后,农民迁徙权才逐步得以恢复。

新中国农民迁徙政策的阶段划分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这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承认、尊重、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尤为必要。建国以来,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等原因,国家对于农民迁徙的政策经历了诸多反复与变化,这使得我国农民长期缺失迁徙自由权,在有的历史阶段,一度缺失非常严重。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农民的迁徙自由逐渐成为可能。

农民进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浙省个案

我国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农民异地搬迁进城滞后。近年来,浙江省龙游县在组织贫困山区农民搬迁进城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组织和服务,引入市场化运作,盘活城乡资源,创造了一个政府引导、组织、服务、管理农民进城的新模式。从龙游县的探索实践看,政府在农民进城中主要扮演调查规划者、建房安居者、就业创造者、确定服务标准者、提供基本服务者、城乡挂钩者、资产保护者、利益平衡者的角色。今后10年,组织推进农民异地搬迁进城将是时代主题,建议加强政府组织领导;引入政策性公司,强化市场化运作;实行城乡发展挂钩,用好土地指标;促进社会广泛参与,分解搬迁成本;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动管理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甘肃样本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职业的流动特征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肃样本村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统计分析得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个体特征、工作状况与家庭因素三个方面计量分析了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及程度。计量结果表明:相比其他因素,家庭因素对西部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的影响程度最大。

“农民工”语境演化的波及因素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而对该群体的称谓方式多种多样,人们曾就"农民工"一词的存废进行了讨论,然而时至今日,"农民工"一词仍在广泛的使用,还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等新称谓。这折射出语言演化是语言规律与社会需求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折射出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反映社会变迁最快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