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行为逻辑研究——兼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推进路径

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规范相契合的农民行为逻辑,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形成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以农村公共服务为场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陕西、河南、山东285户农户的问卷数据,揭示了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背景下的农民行为逻辑,即公共利益和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私人利益和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通过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往往伴随着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与农民行为逻辑的有机契合。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促进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须以强化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公民权意识的培育及其实现为动力,以参与效果提高为关键。

农民行动逻辑的演变

通过本位价值取向与社会行为取向的二维视角,可对农民行动逻辑的演变进行深入剖析。农民行动逻辑经历了从伦理本位的集体主义到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再到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国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个人主义不是权利本位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更不是唯我主义,而是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的行为取向之间既存在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冲突,这取决于行动者对"私域"范围的界定是否一致。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

文章从建构论视角来探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农民行为逻辑,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由"国家-社会"具体地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型式,就生产什么样的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分析,不能局限于村庄或乡村社会,必须放宽视野。只有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中,或特定的"国家-社会"场域之中才能把握农民行为逻辑的"逻辑"。作者依次以传统社会、集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为例,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是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而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的主导观念与均平思想既加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又容易使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徘徊。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村庄社区认同与农民的行动逻辑探讨

个体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搭便车的行为反映了一种自私的行动逻辑,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的公共性是影响农民行动逻辑的重要因素,因此培育村庄社区公共性、提高村民的社区认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分析了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社区的公共性对农民行动逻辑的作用机制。

国家逻辑与农民经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一种读法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为“乡土伤痕”小说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揭示了“文革”给乡村经济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和对农民造成的严重精神创伤。不仅如此,作品还有更丰富、深刻的时代意蕴。老农许茂不同时期之转变,透递着国家权力与农民自身逻辑如何弥合裂隙的问题。小说编织“三角恋”故事,叙述其中的人物表现与情感选择,不但批判了极“左”代表人物的丑恶,也揭示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因袭给农民带来的精神奴役。同时,也表达了新时期初国家意识形态对理想青年的一种角色期待。

合作化初期农民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其行为逻辑——基于1952—1956年川东N县的考察

基于对川东N县1952—1956年合作化运动的分析,可以认为农民对共产党政权的高度政治认同、合作组织中的利益共享以及农民对自由退出权的拥有等是合作化早期阶段农民合作行动的逻辑前提和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政治认同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合作组织的有效性和组织成员的利益共享是合作的粘合剂和内在激励,农民的"退出权"则是平等合作关系维系的保障。

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难题和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民共富是关键和短板。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必然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也是农民实现美好生活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但当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表现在:大部分农民收入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大多数农村地区产业发展较落后,部分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不强等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加快农村产业振兴,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机制,激发农民勤劳致富内生动力,扎实促进新时代农民共同富裕。

烟稻轮作过程中农民的行为研究——以福建省培田村为例

培田村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宗族特色村落,有农业种植的历史传统,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培田村也引进了烟草、百香果等新作物种植,其农业种植技术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在这一变化中,农民的行为逻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介绍了培田村的概况和农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培田村农业种植技术的变化,研究了烟稻轮作过程中农民的行为,以期提高培田村农业种植的经济效益。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论社会性小农与现代农业新技术的衔接——基于广西平原地区农技推广服务的考察

在缺乏良好社会组织机制的普通农业型地区,“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可锁定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社会性小农”的本质特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由于“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之间出现适配困境。故此,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寻求突围。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小农家庭发展观中的契机,以及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产的有效衔接预备了空间。

自利的公共性: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的行为逻辑——以通城县汉上村“公共路灯安装”为例

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实现村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研究农民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农民在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自利的公共性"行为逻辑。在该行为逻辑下,农民参与集体行动实现"公利"的前提是从集体行动中能获得"私利"。自利的公共性缘起于小农的不足性与人的特性,在实践中,自利的公共性不必然表达,实现其表达需要满足共同需求、有效激励以及一定的参与规模三个条件。与此同时,自利的公共性行为逻辑下的集体行动能够促使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实证研究结论对于有效供给村庄公共产品能够提供很好的价值启示。

双向国家解释框架下的农民权利逻辑——以东北地区N县H镇S村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成绩斐然,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城市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东北N县H经济开发区成立,S村处在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区腹地,土地征收工作(以下简称"征地")陆续展开。伴随农业赋税逐渐减轻、乡镇企业式微、征地价格逐年上涨,土地越来越值钱;加之2006年农业税完全取消,各种惠农的直补、补贴等政策,使农民真正意识到土地的价值。在发展主义逻辑下H经济开发区开始大规模征地,这与以地为宝的村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博弈,形成了持续的冲突。从"结构-行动"视角来看,征地持续冲突源于权利维护动力、结构制度限制与话语建构争夺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核心关键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政府与农民双向的"国家的解释框架"是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权利不同于西方土地私有逻辑,所以解决的途径可以表现为确立征地补偿价格的合法性、建立有效土地管理的监督和处理机制、逐步推行土地产权明晰化等三个方面。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已成为中国政府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微观层面入手,探讨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各自的行动逻辑以及这两种行动逻辑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涵义。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农民"家庭利益本位"愈加彰显,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异化"所造成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不断凸显,最终致使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出现了错位和偏离。实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就是重建"乡村共同体",拓展民间自组织的参与空间,强化村级组织的管理与组织功能,并以此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