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西部农牧互动及其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吉林西部近年来农牧变化频繁,研究其农牧互动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可以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维持生态功能的可持续性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从土地面积、类型及重心变化三方面对吉林西部1954~2000年近50年的农牧用地互动进行了分析,并扩展现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对研究区耕地、草地变化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1954~2000年,吉林西部耕地增加了3.96×105hm2,草地减少了9.07×105hm2,草地耕地转换频繁,互动比例有所增大;两种用地类型总体重心西移,且变化方向相反。由于耕地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低,这种变化导致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整体下降。由农牧业用地变化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降低了1.22×108$,其中由低覆盖度草地退化引起的价值降低量占到了71.78%。表明虽然半荒草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单价不高,但大面积半荒草地的开垦和破坏仍然会对区域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农牧业经济互补可行性研究及相关思考——以新疆玛纳斯县为例

本文以新疆玛纳斯县的农牧互动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该地区农牧互动的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当地牧民所采取的有利于农牧良性互动的钟摆式转场策略,对如何实现农牧之间的互补提出己见,认为牧民在农区的"插花定居"、牧民与农民之间社会网络的构建以及参与式发展的导入,对农牧业经济互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古代天山地区的农牧关系与商业网络——读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天山地区不同类型的干旱环境形塑了绿洲农耕和草原游牧两种依赖于对外商品交换的古代社会,商品交换的相互需要是古代天山地区农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原农耕民族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别进入天山南北地区活动,参与到了这种交往关系之中,也作用于了当地族群关系、商业网络和商业秩序的发展。

论汉唐时期苜蓿的推广与接纳

伴随养马业的需求与饲料的匮乏,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西汉被引种入华。两汉之际政治中心东移洛阳,苜蓿被随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在北方的种植远盛于南方。在农牧互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隋唐承袭北朝,苜蓿的种植范围打破南北界限,此或亦为南北整合的具体表征。随着苜蓿被纳入税草征收体系,以及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用途渐趋广泛。作为域外物种和草本植物的苜蓿,逐渐打破了农耕民族的“厌草”情结,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得到接纳,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牧交流与互动的明证。

西夏早期贵族饮食与役畜饲养模式探微

党项羌自唐中期以后长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于11世纪初建立了西夏,曾对西北地区的开发起到过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村M7墓葬出土西夏贵族夫妇及陪葬马、骆驼的遗骸,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期为研究西夏早期贵族饮食和大型役畜饲养模式提供重要依据。研究结果显示,闽宁村西夏早期贵族饮食中较多摄入C4类作物(主要为粟黍)和肉奶食品,总体受牧业经济影响程度较高;家马摄入较多的C4类草料(包含较多粟黍),人工饲喂管理水平较好;而骆驼摄入了较多的C3类旱生草类和灌木植物,可能为荒漠放牧饲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河西视角:以区域研究和知识范式的转变为中心(1980—2022年)

四十余年来,国内的河西走廊研究在民族走廊、农牧互动、新文化史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等概念、理论的影响下,从对社会生活、民族迁徙、经济生产、生态环境等议题的事件始末考据,日渐朝着具备区域研究特征的日常生活、商业网络、社会关系、生态移民和族群互动等议题转型。走廊研究作为一种议题取向和知识范式,推动着人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对近代河西走廊“历史分水岭”和“绿洲与农牧关系”等问题展开思考。以清代中期河西走廊农耕区与天山北路农耕区的连接作为“分水岭”意味着时间逻辑的在地化;而藉由区域研究的范式,“绿洲、游牧与农耕”的空间关系成为了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性所需要的知识取向。

隋唐帝王与割据群雄获称汗号问题考论

隋唐帝王与割据群雄获称汗号的现象,是这一时期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频繁互动交融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欧亚东部农牧势力的消长。可汗名号的提供者北族上层和接受者隋唐帝王、汉地群雄,据各自实力、双(多)方关系及自身利益,在不同时段对汗号的“奉(封)”与“受”持不同态度和取向。其实质是牵涉其中的各方势力,相互借力又相互角力,以之作为谋求解除危机和获取利益的策略和工具,而此互动过程促进了中古时期农牧(南北)民族之间的认知加深和交融共存。

文化遗产视域下的中国长城及其核心文化价值

中国文明主要是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互动中共同构成的。在中国文明的演进,尤其在帝国文明的演进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历代长城的建造和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突出的核心文化价值。长城是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实体在社会治理理念、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理念、军事防御思想、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有形”的长城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的伟大产物,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艺术、教育、军事、建筑、文学、社会、景观等价值,是汉文明“对立”思维方式的物化载体;“无形”的长城则见证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再到精神生活的长期融合之路,其作为中国文明“礼”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的集散地,体现了汉文明“变通”的思维方式特点,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财富。

唐前期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

农耕与游牧政权的军事互动,是研究古代胡汉关系的重要问题。隋末唐初胡汉交融背景下,中原王朝与草原势力都出现了借鉴对方军事优长的趋向,但生产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二者无法完全趋同。唐朝军力强盛的关键,不是以蕃兵完全取代府兵,而是实现了农牧两种军事力量的互补与协同。唐太宗开创“南北兼跨”的政治格局,数量众多的突厥、回纥骑兵进入唐军作战体系,与府兵、兵募相互配合,在技术、战术、战役等层面极大增强了唐朝军事力量,形成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高宗时“南北兼跨”格局结束,但讫至安史之乱,唐朝依然可以利用依附边疆的草原部落,延续农牧结合的军事战略。借助军事战略的视角,可以进一步理解古代农牧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