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犯罪的规制困境与出路——以罪数论为视角

农用地犯罪存在亟待解决的规制困境,表现在定性、量刑、刑罚目的三个维度。对犯罪发生原因的总结表明,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罪数论的不当适用是产生规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农用地犯罪开展类型化研究,提倡"罪数—行为个数—罪数形态"的罪数评价体系,探索农用地犯罪的合理规制路径。

法益重塑和路径调整:积极刑法观下农用地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转向

针对愈演愈烈的农用地犯罪,积极刑法观要求完善对农用地犯罪的刑事制裁。通过分析农用地犯罪实况,笔者发现当前争议在于农用地生态价值的法益化,这导致实行行为认定混乱、司法实践中罪名选择困难及法益损失计算模糊。农用地生态法益是指农用地保持其原有生态性质的环境利益,农用地的保护法益是由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演进至生态法益。在引入生态法益后,对实行行为的认定需要对原有行为进行扩大解释,并仔细甄别新类型的实行行为;在罪名选择上参考域外经验,区分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界限;在生态法益损失计算上,需要构建相应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和生态法益转化标准。

盗挖黑土地行为的法益整合与刑法规制

盗挖黑土地行为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但是因为黑土地保护法益的定义不清以及罪名选择上存在争议,导致现有的刑法规制措施适用效果欠佳。黑土地自身生态脆弱且难以恢复,并和其他生态系统联系紧密,所以需要加强对黑土地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基于绿色原则的指引,黑土地生态法益是指确保黑土地能够持续生产,在自然系统中保持稳定态势,和人类社会保持协调发展的环境利益,并与秩序法益、财产法益共同构成黑土地的保护法益。针对盗挖黑土地行为,刑法规制的罪名选择应该基于不同保护法益进行类型化区分,保护秩序法益适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保护财产法益需要在盗窃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中想象竞合选择盗窃罪,保护生态法益则适用污染环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