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价值,采用影子价格法、替代法等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价值。以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为依据,引入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确定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正、负价值分别为138 692.97、10 065.37元/hm2,正价值是负价值的13.78倍。其中,负价值的主要来源为化肥的使用、农业水资源消耗,这两者带来的负价值占总负价值的比重为80.81%。确定的2020年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37 945.14元/hm2,需要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总额度为33.95亿元,占当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97%,在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之内,说明该补偿标准具有实践可行性。

农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评述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的考虑,我国一直采用非均衡性的农田保护政策来保障农田的有序供给,然而配套补偿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农田保护政策失灵,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上实现农田的非均衡性保护到均衡性的经济补偿,构建和完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从农田生态补偿概念界定、补偿利益相关主体界定和关系分析、补偿标准、补偿模式和方式、跨区域补偿以及补偿实施评价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动态,并指出当前研究在农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和跨区域生态补偿3个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研究可为政府设计出更加完整和富有针对性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武汉城乡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分析

应用意愿调查法模拟测算出武汉市城乡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研究表明,化肥及农药施用量在分别减少50%、100%等不同限制强度下,农户愿意供给农田生态服务并接受补偿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城镇居民需求农田生态服务并赞同政府提供补偿的比例在80.22%～85.16%.不同施用限制下,农户认为政府应提供3928.88～8367.00元/(hm2·a)的经济补偿,城镇居民愿意政府向农户提供3354.75～8016.9元/(hm2·a)的补偿.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农户愿意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限制的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54.29%～82.12%,城镇居民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71.98%～82.42%.以稻米为例,农户愿意高出普通稻米1.65～2.66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农产品,价格增幅42.52%～68.45%;城镇居民愿意以高出普通稻米0.78～1.82元/kg的价格购买农产品,高出普通稻米均价20.08%～46.92%.

基于潜在分类模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实证

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标准是建立和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本文对当前我国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多假设受访者同质性偏好的现状,运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研究武汉市不同类别特征的市民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保有意愿情况,并进一步运用Gold Latent软件测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发现:193.5%的武汉市受访市民愿意为保有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支付,但仍有部分比例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还不够(如空气质量)。2武汉市不同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93%的受访市民属于正常偏好型。另有7%的受访市民属于空气质量偏好型。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意识程度和是否愿意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支付三个变量是影响其类别归属的决定性因素。3正常偏好型和空气质量偏好型市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 888.74元/hm^2和518.50元/hm^2,计算得到基于武汉市市民平均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7 407.24元/hm^2。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武汉市农田保护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初步的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农田生态补偿筹集到除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来自于农田生态服务受益者的资金支付。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

以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采用意愿调查法,测算以农户最低受偿意愿为出发点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对18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表明,(1)武汉市农民普遍认识到了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74.45%的受访农户有正的受偿意愿。(2)在对农药、化肥进行不同程度限制施用下,农户的受偿率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降低,受访农户的受偿率在69.66%～85.25%。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最低受偿意愿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提高,8种不同方式下农户的受偿意愿在3 866.55～7 624.43元/hm2,并且同等限制程度下,农户对农药的受偿意愿高于对化肥的受偿意愿。(3)农户的受偿意愿的高低与其性别、年龄、从事农业年限和是否兼业相关。

农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农田生态补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是政府为协调各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准确界定和关系分析是农田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广泛查阅和梳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偏好与模式选择——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等四个农田生态补偿工作的环节出发,分别对参与研究框架的各环节相关利益群体概念进行界定和相互关系展开分析。研究明确了农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群体关系,可为政府协调农田生态补偿各方利益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基于农用化学品施用控制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

以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和机会成本法估算玉米种植户削减化肥、农药施用的补偿额度,并分析了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合理经济补偿下,削减50%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有91.16%和70.41%的农户愿意参与,积极性较高。削减100%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有78.68%和62.93%的农户愿意参与,积极性降低。(2)削减50%化肥、农药施用量的补偿标准合理区间分别为3270~6793元/公顷和5025~8456元/公顷;削减100%化肥、农药施用量的补偿标准合理区间分别为6090~9592元/公顷和6810~10803元/公顷。(3)按照产量划分土地等级,根据土地等级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将提高生态补偿效率。(4)家庭经济状况和农户生态环境认知情况是削减农用化学品受偿额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然保护区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目的:调查研究自然保护区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市场意愿影响因素,为自然保护区的退耕还林工作提供指导。方法: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采用问卷调查,模拟市场情况等,将农户看作消费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失去农田接受补偿的农户的受偿意愿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60份。分析发现,影响农户农田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主要为年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文化程度、最小受偿意愿、受偿方式。结论: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农田生态补偿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文化程度、最小受偿意愿、受偿方式,应根据不同农户的受偿影响因素出发制定对应的补偿机制。

基于生态账户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研究——以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为例

论文以区域农田生态服务价值为基础,以经济发展程度、区域农田生态赤字/盈余与区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比值为调节系数,建立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基于农田生态账户的概念从县(市、区)级层面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武汉城市圈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5.00×108元,涉及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2.31×108元。2 48个县(市、区)中,24个为农田生态支付区,支付区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5 967.92×104元,最小为14.94×104元(铁山区);24个受偿区中最大受偿额为238.91×104元(黄陂区),最小为5.14×104元(英山县)。3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量占地方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在0.07%~5.24%之间波动。论文提出的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模型简单、可行,也适用于其他更高或更低的尺度上有农田分布的地区进行农田生态补偿空间转移额度的核算。

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市场运作——基于武汉市383户农户问卷的实证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的市场运作,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农户对不同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认知、选择以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补偿方式在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缺陷及引进市场方式的建议。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10.71%的受访农户听说过生态补偿、生态危机等概念;(2)49.02%农户对现行的现金补偿方式不太满意,认为补偿金额太低,94.6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方式;(3)农户对现金、实物、技术(智力)、政策等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受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中需抚养人口数和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提出构建农田生态补偿的交易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物品数量化的体系设计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是推进农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以武汉市的调查为实证

农业环境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乡村适宜景观地保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克服农田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农户逐渐向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的方向发展。以武汉市农户的调查为实证，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交易市场，从减少农业负外部性行为，对农民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施用所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的角度，测算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补偿的意愿及额度。研究表明：①当化肥农药施用在减少50％、100％等不同的限制标准下，受访农户愿意生产及供给农田生态服务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并认为政府应分别向农户补偿3928．88～8367．00形hm^2a，与农户按生产经验判断的减产幅度、增加的管理难度和工时相近；②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受访农户中愿意生产并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的农产品的比例在54．29％～82．12％，愿意以高出当前普通农产品1．65～2．67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价格增幅在42．52％-68．45％。

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分析

基于特殊的土地基本国情,我国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或经济援助,将侵害建设区和保护区内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论文从农田保护的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受限制地区实施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机理、农田外部效益及补偿标准的测度、农田管制损失补偿及外部效益产权界定、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绩效及福利效应研究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并提出在国家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及推进主体功能区划形成与落实等政策契机下,制定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武汉市的例证

重点开发区域农户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的机会成本极大,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刻不容缓。本文以武汉市为实证,从保护性耕作的视角入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探讨了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4 687.50元/(hm2·a)、4 750.05元/(hm2·a)增加到7 720.65元/(hm2·a)、10 227.30元/(hm2·a),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受偿额度要大于化肥减少的受偿额度;2性别、距离城镇远近、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村集体经济状况、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额度测算

利用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和粮食安全模型,从县级层面对跨区域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有38个县(市区)应该支付生态补偿,为支付区。其中武昌区的支付量最大,达到6 825.78×104元,最小的是为崇阳县,应支付2.83×104元;其他10个县(市、区)应该获得生态补偿,为受偿区。受偿区中最大的是安陆市,受偿额为140.65×104元,最小的是汉南区,受偿额为5 954元。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额度占到各自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1%—4.71%不等,纳入生态补偿后的绿色财政收入排名较之前相比有一定幅度的变动。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

农产品主产区的耕地保护是关系到全国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以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确定出农田生态补偿额度,并通过构建Tob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受偿额度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在对保护性耕作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分别有77.1%和64.7%的受访农户愿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机会成本分别由1198、5850元·hm-2·a-1增加到9698、9750元·hm-2·a-1,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4750、7313元·hm-2·a-1增加到9781、12393元·hm-2·a-1,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都大于化肥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且基于农户意愿的受偿额度要大于其机会成本损失额度.距离城镇远近、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和村集体经济状况有负向显著影响.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和村集体经济状况有负向显著影响.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3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