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农禅并重”传统下佛教农业发展途径探讨

阐述"农禅并重"的历史形成及发展,提出佛教农业的概念、类型及创建模式。

“农禅并重”的历史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国度。作为"农民的佛教",禅宗基于中华农耕文明的特点所开创的"农禅并重"道风,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对于"农禅并重"的历史意蕴及其内在价值,应当而且需要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形态(自然经济)、伦理道德,以及禅宗自身的修行方式、制度创设、价值理念等不同层面去加以理解、审视和辨析。面对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现实需要,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农禅并重"所蕴含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能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具有中国风格、特点和气韵的生态智慧和思想资源。

“农禅并重”的生存智慧及其多元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并行而不害”,这是具有深厚文化智慧的农耕文明最高之善与极至之美的集中体现,而将其与禅宗完美结合的典型是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鲜明时代价值和意义的“农禅并重”。在梳理其丰富历史意蕴的基础上,阐述将世间法之“农”与出世间法之“禅”圆融为一体的生存智慧并在适度范围内汲取其精粹,探讨其保护和顺应自然对万物至善的生态价值,传播触类见道与缓解压力、以己为善的社会价值及弘扬伦理美德与耕读教育以慈济天下的文化价值等多元层面的价值意涵,在汇聚中国传统大生命观和禅宗哲学的基础上,以更强的责任感和至善之心不断追寻人与天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谐相生。

“农禅并重”的当代实践与经验——以北京龙泉寺为例

"农禅并重"是汉传佛教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它一方面解决或缓解了寺院大规模的食物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叉为佛教徒提供了实践佛法的修行平台。历经一千多年传承,"农禅并重"制度在佛教各宗派间发扬光大,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环境与一千多年前相去甚远,"农禅并重"的实践也必然会发生改变。本文在梳理了"农禅并重"兴起的背景和演化脉络的基础上,以北京龙泉寺"大地心"农场为例,分析了"农禅并重"在当代的实践与经验。该农场的独特理念和做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也许在短时期内它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但至少在概念上值得我们深思。

农禅并重，弘法利生——曹山宝积寺的农禅新探索

11月5日，为庆五谷丰登，祈国泰民安，江西曹山宝积寺举行“千人抄经·祈福法会”。是时，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四众弟子共同参与了此次法会。法会结束后，每一位参与抄经的信众都得到了一份由曹山宝积寺赠送的礼品——一小包莲子。这是曹山宝积寺“农禅”品牌的产品之一，也是寺里多年来秉承丛林遗风，坚持农禅并重的结晶。

农禅并重 回归自然 药山寺的农禅生活走笔

对于药山寺而言，农禅的意义是将＂生活禅＂的精神落实到生态农业的事业中,在诚实劳动中践行“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命境界。

湖南佛学院师生稻田插秧 践行“农禅并重” 中国化佛教传统

本刊讯2020年6月26日,刚过完我国的传统节曰“端午节”,为了不误农时,湖南佛教协会会长圣辉长老率长沙麓山寺方丈永兴法师,湖南佛学院教务长演法法师,湖南省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永生法师,长沙九溪古寺住持通振法师及湖南佛学院学僧前往长沙县金井镇九溪古寺农禅园,下稻田插秧,让大家通过农忙的劳动,践行佛教中国化特色,以身体力行体悟祖师宗风,不忘佛教优良传统,体验百丈怀海禅师提倡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丛林宗风。

从“农禅并重”到“商禅并重”

以禅为重,内修外弘,这是佛商在尘世中修行的正道。那种除了满足自身需求和发展之外的乐善好施的行为,比如赈灾济荒、捐资助学、从事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等等,真正体现出了＂禅＂与＂佛＂的至高境界,能够成为佛商的立身之本。＂佛商＂或正在兴起的佛教商业化品牌,在中国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群体。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多元化,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导致了佛教商业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2亿佛教人群的商业市场以前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略了,

慧灯长照在人间——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七十周年

赵朴初先生生前曾经指出,中国佛教有着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往的三大优良传统。七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继承、发扬光大了三大优良传统,团结广大信众,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1980年以来,本人忝列中国佛教协会一员,先后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中国佛学院供职,并与中国佛教协会下属机构金陵刻经处、三时学会有着殊胜的因缘,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佛协的变化和发展。往事并不如烟。如今回忆起来,佛协当年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前辈师长、上司同事的音容笑貌,其人其事,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商禅偕行”与南京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佛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时代重要的旅游资源。"农禅并重"到"商禅偕行"成为佛教发展的一种趋势,我国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主要有"少林寺模式"、"灵山模式"以及"佛光山派"的运作方式,对南京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不无启示。

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禅宗农业是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禅者的生活和修行方式促进了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长期开垦荒地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禅宗农业的最大特点。同时,具有一定规模的禅宗农业对禅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因之形成了“农禅并重”文化传统。

禅宗农禅井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农禅并重制度是我国禅宗丛林特有的修行方式之一。这种制度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禅宗祖师根据禅宗修行要求并结合中国禅僧的生活实际而制定的一种修学制度。农禅并重制度是指禅僧日常坐禅修定的同时,还参加种地、种菜、搬柴、晒经等作务劳役。

弘扬禅宗文化 促进和谐发展——“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侧记

＂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黄梅禅宗在中国禅宗文化中地位独特：6座禅宗祖庭,黄梅独占两座,千年古刹四祖寺、五祖寺分别坐落在黄梅的西山和东山;禅宗6位祖师中,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在黄梅修行并传承衣钵;而在禅学上农禅并重、顿悟等理念的创新与提出，更是确定了黄梅在印度禅化为中国禅过程中的奠基地位。

释永信说法少林寺商业

“少林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官府供给、农禅并重、商业服务。不仅少林寺是这样，这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少林寺“CEO”释永信坦言。 少林寺一系列具体的实践也在演绎着这个思路。

“新时代的宗教工作”系列之九:江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与思考

历史上，江西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方面就作出了积极贡献。佛教“农禅并重”发源于江西，禅宗史上著名的“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发生在江西，禅宗一花开五叶，三叶在江西。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期间形成“南昌传教模式”“利玛窦规矩”，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

一支静香飘万里 高旻寺的禅修

扬州高旻寺是中国四大古禅宗道场之一,长江流域素来有＂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之说。高旻寺＂冬禅夏学＂、＂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素来为无数海内外信众所敬仰,每年有许多东南亚和欧洲国家的信众来这里坐禅修行,海内外许多禅宗道场都是以高旻寺为模板和榜样。一说起高旻寺禅宗修行,最具特色的就是＂冬季结制禅七活动＂。高旻寺是临济宗法脉,至今已历传四十七世,每年越冬打＂禅七＂是高旻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佛事活动。此制度依佛制而立,秋尽冬至,

用手扶拖拉机种田的果度法师——靠农耕收入“建寺”与“剃生”

他并没想过要将一座小小的茂林寺建成一处农禅并重的道场，他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僧人，能够像祖师们一样将农耕当作佛事，他总算没白做了一世和尚。他也相信，在这样的耕作中，他有限的生命必定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