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的偏离与创新的失败——传统农贷制度视角下北宋青苗法之再考量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贷制度具有明显的道义色彩,这一制度根源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农户"道义关系,在运行过程中,以处于维生边缘的贫困农户为放贷对象、不以取息盈利为目的、赈贷不分的模糊化运营等是其基本特征。北宋青苗法是我国传统农贷制度的一个典型创新,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昙花一现的命运。青苗法的失败不但是其运行机制的缺陷所致,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文章在揭示农贷制度的道义内涵及其内在的约束规则基础上,阐释了青苗法失败背后的道义逻辑,为评价这一制度的得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基于影响农户融资因素视角的农贷制度考察——以重庆地区调查分析为例

农户是中国的一个特殊而又庞大的群体,小农的融资问题被高度关注。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方式,并运用Probit方法实证研究小农融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非正规金融活动、对农户的信贷需求、农户家庭人口总数、农户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等变量对农户的信贷需求、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等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户主年龄、收入来源、家庭储蓄存款水平等三个变量显著负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正规金融借贷行为和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农贷制度的创新发展方向。

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对农贷制度的建设与完善(1937-1945)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确立了以农贷扶助农民生产的工作思路。初期,因农贷办理经验不足,这一工作未达到理想效果。1942年开始,为充分发挥农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作用,根据地将农贷管理权集中到北海银行手中,渐次对贷款对象、用途,以及贷款发放和回收程序进行了制度化建设。1944年以后,为支援山东农业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完善农贷制度。山东抗日根据地构建的农贷制度,既符合农业发展要求,又在战时切实可行,不仅配合了山东的“减租减息”、农业大生产运动,亦加强了中共对农村基层的管理,密切了党群关系。

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

中国农贷制度是一个迄今尚未破解的谜团,本文试图在梳理既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为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一个长期视角。与既有的大多数研究相比,本文的讨论侧重于农贷制度的需求层面。本文的讨论发现,中国农户的融资次序耐人寻味,主要表现为,在农业收入不足以抵补维生成本时,首先考虑增加非农收入,其次才寻求信贷支持。就信贷支持而言,先争取国家农贷,再谋求民间熟人信贷,最后是高利信贷。本文的研究还揭示出,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与农户在分割有限农村剩余过程中存在一种脆弱的平衡,而国家农贷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这种平衡。由于这种平衡的维持具有节约国家管理与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用,因此单方面改变国家农贷制度功能(如商业化)的努力注定要无功而返。此外,中国目前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农贷格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路径依赖性和合理性,在政策上切忌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从长远看,决定中国农贷制度改革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是农户收入的增加与农业经济的进步,而不是决策层改造现存农贷制度的决心与努力。

解读中国农贷制度

本文试图在中国现存的农贷制度和农贷制度的长期历史演进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信的逻辑联系。由于中国农户的特质决定其信贷需求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的分析便由解剖农户入手。首先,大致梳理了经典文献中有关农户行为的三个基本命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黄宗智"小农等式"以及农户信贷的维生性质;其次,刻画农户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历史上国家农贷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小农的温饱状态,从而节约其管理社会的成本;第三,讨论农户的筹资次序,揭示中国农贷特有的"两极三元结构"。在本文最后,通过透视农贷制度的发展现状,提出改革中国农贷制度的要害与思路。

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及我国的经验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虽然滞后于金融需求,但缺少制约主导了金融需求的发展,这种供需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农村外生性的金融制度演变决定的,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而且这种强制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其他体制改革的“惯性”影响,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但随着农村产业化的加速,以及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对农村金融制度革新产生强烈的需求。

农户信贷需求的行为逻辑

文章通过梳理舒尔茨的"理性小农"命题、恰亚诺夫学派的"道义小农"命题、黄宗智的小农命题和徐勇的"社会化小农"命题等国内外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经典文献,分析指出处于传统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绝大多数农户在为家庭正常运转或者为生存而生产,基本可以归结为生存型小农,与其相适应的是救助性的农贷制度。

“食以种为先”:明初官方农业放贷论略

明初为解决流民及农田荒废问题,官府向小农提供口粮、牛种等消费及生产性借贷,并逐渐恢复元末断裂的传统农贷制度。预备仓作为全国府州县农贷职能的主要承担者的制度确立,健全了明代农贷制度。预备仓农贷,加之先赈后闻、监察及考满等运行机制,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农贷体系。明初农贷制度虽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及实际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但依然在政治、社会中产生了较大效益,成为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强有力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