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序到有序:物业管理改革重塑农转居社区空间秩序的路径分析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社区类型,其空间转型对社区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实践中,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综合多重力量,不断重塑农转居社区的物质空间、意义空间、关系空间、权利空间。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以农转居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将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事件置于农转居社区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情景中,有助于深入审视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推动社区空间重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转居社区作为一个由多重空间构成的异质性空间,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空间需求与社区治理主体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之间的博弈融合是推动社区空间重塑的重要动力来源。其中,物业管理具有关键性的串联、传导与整合作用,既能够串联形成一种平面向上的治理联盟共同体,也能够传导形成一种立体向上的空间治理连锁效益,还能够在整合“管物”与“管人”治理职能的基础上,联合多元主体共同塑造农转居社区空间治理的有序格局和秩序。

农转居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与思考

农转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形式,其社区治理也有特殊性。本文以X社区为个案,探索农转居社区治理方式,坚持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为目标导向,在实践中总结农转居社区治理的“五个一”模式和坚持“三个相结合”(即坚持社会工作者主导性和社区居民主体性相结合,坚持专业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为社区治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经验,为农转居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提供一定借鉴和启发。

“农转居”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处置:问题与对策

城市化推动下的“农转居”工程要求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制,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处置。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来指导农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本文分析了农村集体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和难点,并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成本构成研究

实现农村人口新型城市化的关键目标和任务之一是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城市化。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养老需求和成本差异很大,而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养老需求在被征地前后也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需求是成本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养老需求催生了养老消费行为,进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养老成本,两者之间存在内生转换关系,这也导致了该类人群的养老成本构成存在差异。基于"需求——成本"间路径转换视角,分析养老需求对养老成本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按照四大类十三种不同路径进行转换分析,归纳分析了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成本共包括五类显性成本、三类隐性成本和两类其他成本。

“农转居”安置政策的问题与成因

农转居作为一种适应市场转型的安置失地农民的政策模式,自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以来,在取得了一些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并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基于这一事实,本文以北京市为个案考察对象,运用政策分析的方法,总结了农转居安置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有限、政策的调整性较差、农转居人员失业现象严重且难以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转居安置政策的价值取向存在着不公正性、政策缺乏统一的体系和法律保障、执行过程中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等。本文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过程中“农转居”与农村集体资产改制问题研究

由于现行城市管理体制与农村管理体制的差异,城市化后必须要对原乡镇与村委会管理的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改制。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的难点问题主要是产权的界定和清产核资、量化的对象和分配依据的确定、处置方式的确定及资产的具体量化和分配等,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中国特大城市农转居成本测算及推进策略——以北京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郊区化的推进,农转居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特大城市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快农转居步伐,提升城镇化质量,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当前特大城市探索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特大城市北京,农民一次性整建制转居成本,其中集中城镇化地区平均约为50万元/人,非集中城镇化地区平均约为20万元/人,转居成本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整建制转居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探索多元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分时期分批次有计划地推进农民整建制转居工作,并从集体经济组织功能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加大土地制度创新力度、完善农转居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推进策略。

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标准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以需求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系统支持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成本问题。通过分析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的养老特点及其养老的周期性变化情况,得出养老成本的构成并构建出测算模型,实证分析南京现行的被征地农民保障政策,测算该地区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人均主要养老成本价值,并与其实际养老保障待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该地区养老保障待遇与养老成本之间的协调和趋势关系,确定出了合理、合适、易操作的保障标准增长率,为确定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的养老标准提供了参考。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农转居”劳动力就业培训的供求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对"农转居"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和需求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对"农转居"劳动力就业培训的供给与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方面,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农转居社区网络化治理:转向、机制与路径

网络化治理的兴起是为了有效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农转居社区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空间场域,交织着诸多的矛盾与问题,内在地要求更能应对复杂环境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网络化的作用机制表现为,通过对结构进行改造使结构具有弹性与开放性,通过对制度进行重塑使制度具有韧性与回应性,同时网络因充当了结构与制度的中介而对制度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要以网络联盟构建提升农转居社区治理结构的弹性与开放性,以网络平台建设提升农转居社区治理制度的韧性与回应性,以信任、互惠助推农转居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群体满意度评价研究——以X县若干小区为例

"农转居"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民生工程,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而"农转居"社区建设水平则是稳定农民进城落户的关键。通过X县6个典型的"农转居"社区的满意度原始数据,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就业环境等8个指标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满意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转居"社区的居民对就业环境、配套设施的满意度评价较低,这也表示"农转居"后居民对就业和社区设施建设方面的满意度不太理想;同时,不同群体的居民对于社区满意度存在差异,居民的工作岗位、文化程度、收入状况都会对社区群体满意度评价产生影响。

农转居社区物业“混改”的适应性治理逻辑——基于苏州工业园区Y街道的案例研究

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看,农转居社区物业“混改”是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动迁居民需求的一项创新实践。以苏州工业园区Y街道为例,政府部门在“压力—创新”行动逻辑下与物业公司进行混改,形成了“控股—代理”的合作治理方式,混改公司通过目标选择、模式移植、资源汲取、信任建构等方式实现了“利益—嵌入”,体现了适应性治理原则。物业混改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政府管控与独立运营之间的矛盾、改革调整与固化利益之间的不适、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之间的冲突、业委会孱弱与“三驾马车”要求的不匹配等。因此,需要优化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的环境,提升混改企业自身的适应能力,培育社区自治力量,完善社区治理结构。

城市建设中“农转居”居民的就业问题——以河南省洛阳市新区为例

城市新区建设中,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农转居"居民,他们需要实现新的就业。由于现行就业制度、社会就业环境和自身的原因,他们的就业具有就业率偏低、稳定性差,就业区域狭窄、技术含量低,希望的就业途径和实际的就业途径存在矛盾以及就业收入和就业期望值差距较大等特点。在促进"农转居"居民就业问题上,应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速经济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统筹理念,建立常态机构;提高"农转居"居民素质和实用技术能力;支持"农转居"居民实现自主创业。

农转居社区综合养老理论与实践探索——重庆市沙坪坝区B村农民新居考察与启示

作为保障单位的家庭和作为保障资源的土地对农民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而"新农保"保障水平较低,我国农村养老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保养老"三种基本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多元化养老需求;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区,尤其是农转居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也为探索和发展农村社区综合养老模式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作为服务平台和粘合剂的作用,调动整合家庭和社区资源;另一方面,要从社会、行政和市场这三个逻辑面向出发,实现保障主体、筹资机制的多元化。目前,应重点完善家庭支持福利政策和社区统筹支持福利政策,建设和完善农转居社区综合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并建立以生存、生活公平为底线的一体化的社保体系。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城郊集体经济与农民市民化——金牛区发展农转居社区集体经济的思考

如何缓解中国特有的挤压式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对农民市民化的风险和压力,使农民市民化之路更为顺畅,是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成都市金牛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结合起来,探索走出一条由政府引导、农民为主体、集体经济作支撑的有序化、保障型的农民市民化路径,集体经济的存续和壮大对促进城郊农民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市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其政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城市化过程明显加速。在城市化过程中,当城乡结合部的土地被征用以 后,大批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简称“农转居”)。这些失去土地的农转居人员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将如何解决,是值 得政府关注的重大事情。

城镇化进程中“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以杭州和宁波为例

基于"农转居"政策前群体初始职业分化的事实,透视"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描述性分析表明:"农转居"劳动者非农职业转移过程中存在职业"内卷化"现象,但群体非农职业转移也是初始职业影响下,逐步降低职业"内卷化"指数、逐渐提高职业结构质量的过程;"农转居"劳动者综合职业属性结构质量较低,并且职业属性结构质量低于单位属性结构质量,面临相对较易进入正规部门但较难从事技术管理型工作的窘境;在"农转居"劳动者内部,初始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结构质量低于未就业者和非农职业者群体,农业劳动者非农职业转移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表明:"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受学历水平、社会关系、初始职业、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学历水平、拥有"社会关系"、较高的初始职业层次和低年龄有助于降低职业"内卷化"、提高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文章从关照"农转居"劳动者初始职业分化的事实、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规范企业招聘制度、实施提升职业竞争力的职业培训、重视学历再教育、加强对中高年龄劳动者就业支持等方面,讨论了消除职业"内卷化"、提高群体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应注意的问题。

“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探究——以三亚荔枝沟社区为例

"农转居"是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也是城市就地城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与迁移人口城镇化面临着大致等同的困境。本文采用典型抽样的研究方式,选取三亚最具代表性的"农转居"社区——荔枝沟进行问卷调查,从社会结构、生活质量、空间环境、组织管理、社会保障、精神归属、社区和谐与社区智慧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综合调查研究,进而得出该类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对三亚乃至全国"农转居"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国内“农转居”等相关社区治理模式

"农转居"社区作为我国城镇化推进以及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过程中的重要产物,对其相应的管理方式与治理模式等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农转居"工作开始实施以来的大量文献资料,梳理国内对于此类社区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形成过程、基于城镇化视角的"农转居"社区研究,以及"农转居"社区治理方式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