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浅析现代新儒学的知识化自安问题——从冯友兰、牟宗三对“儒学”的“哲学”界定说起

经由牟宗三的批评和随后而来的反批评,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学问分别被指为“脓包哲学”“癔症哲学”,现代新儒家“同室操戈”,本应作为“共识”的“儒学”似乎被弄丢不见了。不过究其实,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志于通过“讲道理”来为儒学在世界文明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用语言文字把传统儒学的那些“常道”合逻辑、合知识地表达出来以说服人,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义”,否则儒学在这个时代里便无法自安。在此共识下,牟宗三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教”的一个现代流露,冯友兰哲学是众多“知识性的学”中的一个现代成员,两者的差别就是“烟酒咖啡”与“菽粟布帛”的差别,虽不同,但却都是生活、生命之所需。有此生命、生活,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化便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而现代新儒学的未来也才真实可期。

论冯友兰家本位的孝道诠释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现代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孝文化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更是探寻当今全球老龄化问题出路的资源。冯友兰以“家本位”为视角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同情之了解”去看,传统孝文化是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背景下,以生命为出发点构成的循环往复的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日虽进入社会化发展,孝文化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总之,冯友兰以“家本位”诠释传统孝文化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反映,也是对今日治学者的鞭策,为今日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价值提供了基础,为现代社会孝养问题的发展与解决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冯友兰老学观的理论特色、贡献与局限——以“三史”为中心的一种考察

冯友兰早年对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历史定位、《老子》哲学体系的理论开拓,晚年对老子哲学阶级属性、客观唯心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理解,集中见于他的三部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相关论述中。以冯友兰“三史”为主线动态性地考察其老学研究的理论特色与方法嬗变,有助于客观呈现其学术贡献与局限性。

冯友兰《新理学》对“性”的重释

作为近现代哲学家中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对“性”进行了重新阐述。首先,冯友兰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性即理也”的观点,将人性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其次,冯友兰分别从真际、实际、实际的物、社会等层面对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性善的观点。再次,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与自身的性三分论对性恶的来源进行了充分解释,表明恶并非人之性所发出之事,因此人性本身并非为恶。质言之,冯友兰《新理学》中的性论具有“完善性善论的论证体系”的理论意义与“引导当代社会向善的风气”的现实意义。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副文本视域下译者意向性差异研究——基于理雅各与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对比分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学说汇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典籍奠基之作。因此,《庄子》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庄子》英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百余年间,国外传教士、海外汉学家、华裔学者与中国学者等译者群体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二十多个《庄子》英译本。目前的研究中鲜少有关于《庄子》中国本土译本与汉学家译本的对比研究,且大多数研究有关于译者主体性、译者声音和译者风格,涉及译者意向性的相关研究甚少。意向性源自中世纪学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简而言之,人头脑中的想法会影响实际行动。意向性包括主体、客体和活动。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以意义转换为方式,意义再生为任务。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生态链的重要部分。此外,副文本与正文紧密相连,是正文的补充内容,充当着作品、作者、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副文本也有调节作用,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位于文本内,包括封面、题目、序言、注释、出版信息、附录、插画等。外副文本是译者和出版商给读者的相关信息总结,例如采访、翻译注释和书评。同时,副文本形式多样,非常灵活,能更好体现出译者意向性。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和冯友兰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学者型译者和致用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呈现的意向性差异。研究发现,二者由于身份背景和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呈现的翻译意向性也存在较大差异。理雅各作为传教士兼汉学家,致力于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呈现“学术型”翻译意向性,而冯友兰作为教育学家兼哲学家,致力于教授汉语,呈现“致用型”翻译意向性。差异化意向性的言语表征层在于副文本的四个维度,即标题、目录、序跋和注释。理雅各采用“深度翻译”策略,副文本内容详实准确,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服务于跨文化思想传播的目的。而冯友兰采用“浅描”翻译策略,副文本内容简单,以期读者尽快理解,服务教学任务。究竟孰优孰劣,应充分考虑源语文本的特点、目标语读者的需求、翻译行为之目的。本研究以期为典籍副文本翻译实践研究提供实证案例,丰富相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为《庄子》英译及其它典籍英译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同时给翻译实践和译作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时代背景下冯友兰优良家庭教育推广途径研究

笔者在冯友兰哲学思想学习和探讨的基础上,从家风的内涵和家风的研究现状展开对新时代背景下家风的述评研究,旨在讨论南阳地域文化视阈下,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文化名人优良家庭教育理念在新背景下的推广价值和途径,以及冯友兰家庭教育对南阳文化强市政策新表达方式,从而借助家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冯友兰的“无形教育”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冯友兰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杰出的哲学家与教育家,其教育理念对我国高校的建设影响巨大。特别是他提出的“无形教育”理念,强调“教”与“化”的融合,倡导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己任,对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在实施高等教育德育过程中,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突出“化”的功效,发挥“人师”的言传身教和直接感化作用,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潜移默化地实现德育目标。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先秦道家学术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为中心

冯友兰先生所构建的先秦道家学术体系是其中国哲学史系列著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对海内外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以近年来的学术进展特别是考古发现为基础,在冯友兰先生的先秦道家建构中有三方面的关键内容需要重新厘定:第一,老子先于孔子,《老子》是老子所作;第二,“逸民”或“隐士”不足以为“道家的前驱”;第三,杨朱是老子的学生。在围绕这三方面关键内容展开讨论之后可以归纳出既有先秦道家学术体系的两个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基于原始史料的对先秦道家学术体系的新建构。

论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

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既是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伦理建构的重要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伦理观上,冯友兰力图澄清人们对儒家伦理的某些误解并对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予以肯定。他创造性地以“新理学”为儒家伦理提供形上学基础,同时结合唯物史观提出道德层次论,还通过辨名析理、抽象继承等方法探索转化创新的具体方式或途径,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和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岱年先生手迹选录》之《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上)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张岱年1990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

《张岱年先生手迹选录》之《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下)

(上期:五十年代,冯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1959年发表的《四十年的回顾》是自我批判的一次总结。在这本书中,冯先生对于“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犀利的批判。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理在事先”与“理在事中”的争论。程朱学派主张“理在事先”,清初李恕谷反对“理在事先”,主张“理在事中”。

“儒家非不言利”:冯友兰对程朱义利观的“接着讲”

针对清末民初对于儒家义利观的各种质疑,冯友兰早年的《中国哲学史》肯定“儒家非不言利”,后来又进一步认为在儒家的义利之辨中“为义者,不是不为利”。这与程朱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冯友兰继承张栻、朱熹以“无所为而然”与“有所为而然”的行为动机解儒家义利之辨,据此区别儒家义利观与墨家义利观,并且明确认为程朱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其意在于义利之别取决于“公”与“私”的行为动机,“公”与“私”是就“公利”与“私利”而言,并不是讲义利对立,而是讲义利相反相成,从而能够合理地解读程朱的理欲、公私与义利的关系,是对程朱义利观的“接着讲”。

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建构了一套新儒学的理论系统,此理论建构中最核心的一套哲学思想的大貌及定位是“理、气、道、大全”四个概念,以及“有物必有则”“有理必有气”“无极而太极”“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四个命题。这些概念其实是以普遍原理的观念系统身份而被提出的。因此是纯粹的抽象原理,而非具体的存在事物,所以除了理概念之外的气、道、大全也具有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特性。能理解“新理学”的人即是理解“最哲学的哲学”的哲学家,同时是达到天地境界的圣人,并且也可以是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新理学”也被冯友兰自己视为是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儒学系统。这一切都是冯友兰的个人创作,他有权利自己建构新儒学的系统,并且这套系统与从心学之路建构新儒学的港台新儒家确实不同,正可以做一参照比较的对比系统。

冯友兰仁学中的共情思想研究

冯友兰仁学是以其人生境界说为基础构建的一种情感伦理。与世间一切存在“同情”是冯友兰共情思想的道德表征,即人应以相恰切的情感和万物处于“共鸣”状态;“无我之情”是一种利他行为动机,它是按照人的“觉解”高低进行道德判断,并对世间万物所持有的情感性接受;“圣人”是冯友兰关于如何重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以及人所“应该”秉持的伦理生活的重要观点。冯友兰仁学以共情为核心,把情感视为社会道德建构的基础。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就曾对唯物史观的个别观点有所吸收和借鉴。之后,冯友兰在党的引领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实践论》提出了一些认识与思考,并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积极传播和宣扬马克思主义。人生步入晚年,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晚年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解,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撰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以及冯友兰融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也提供了两点启示,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

科学在冯友兰哲学思想中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曾大量论述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冯先生这方面的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二十年代，冯先生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一个互动关系；三四十年代，冯先生在二者关系上有割裂二者的倾向；八十年代，冯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强调二者的互动统一。冯先生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路线。它表明冯先生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