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道情宝卷中的江南商人行商题材卷子——《佛说四德三元仁义宝卷》

道情宝卷是近年来在山西运城地区发现的一种说唱文学的新曲种,它是将宝卷和道情两种说唱文学融合在一起进行表演和演唱的新曲种,在中国宝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发现的六部道情宝卷文本中,其中一部为商人行商的题材,叙述了北宋时期江南湖广江夏人冯商在北方和南方经商的故事,通过这个宝卷故事一方面展示了昔日湖广江夏商人所崇奉"四德"之实际内容和核心实质,一方面倾诉了昔日经商跋涉之艰难与背井离乡之苦痛情感。这部宝卷作品,从清代嘉庆以来一直流行在山西运城地区,实际是作者借用江南商人行商的故事,来寄托晋地商人经商的信仰、道德、理想、观念,它的传播与流行,对于当地晋商的经商活动和当地的广大民众都起到了一种积极劝诫教化作用。这部宝卷作品,也为我们了解昔日之晋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汉志》班注“省《太史公》四篇”考释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司马迁《太史公》(即《太史公书》),班固有两条注语:一是“《太史公》百三十篇”条下,注云:“十篇有录无书”;一是“《春秋》家”小计语“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下,注云:“省《太史公》四篇”.

五陵人物志

绪论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种特别富的原因,当然和武帝时期,国家对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农具的改革,使农业生产特别发达分不开。但也和当时首都设在关中,为了强干弱枝,籍曰奉侍陵墓,在筑帝王陵墓时。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三元记》民俗文化探析——兼论商人义利观的现代思考

汲古阁刊印《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其中《三元记》是剧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也是《六十种曲》中唯一以商人作为主人公的戏剧。《三元记》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明显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多个剧目中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对于探究民俗文化极具意义。

《史记》三题

一、关于“父子相继纂其职”《史记》述作,司马谈已开创其绪。谈不幸早卒。司马迁继之。《自序》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说明司马谈已搜集很多资料。“所次旧闻”,类似《史记长编》性质。所谓“论”,当是“论纂”之意。“论先人所次旧闻”,就是在父谈准备的资料的基础上排比整理、编纂成书。其中有部分书稿,可能司马谈已经编成,所以《自序》又说,“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两说既出于司马迁自述,当属可信。

《史记》早期流传补论

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省"字例的考察,可认为冯商受诏重新整理《史记》,很可能在刘向生前完成四篇、最终完成七篇补亡,其动态过程见于《艺文志》著录。该本在单行以后被合并入扬雄续史中,故其名不彰。另外,在民间流传中,《史记》可能存在一百二十四篇的残本。诸种版本最终汇合成至今仍通行的百三十卷本《史记》。通过这一研究,可初步确定早期《史记》的流传谱系。

刘向父子的汉赋研究

据典籍记载,最早整理汉赋的恐怕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全文载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的6篇赋作.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梁范晔的《后汉书》继其踵武而又发扬光大,二书整理、载录的汉赋共有11家,30篇.

明清传奇中的星辰意象及其文化阐释

人类古代历史的消逝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烟消云散,而是留下了无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斑驳碎片。一把凹凸不平的石斧,一片锈迹斑斑的铜钱,一段苔痕深深的长城,一张残缺不全的羊皮书甚至是一方模糊不清的竹简,都会把生活在现代化之中的我们带进辽远的历史空间——也许是先民们筚路蓝缕开天辟地的远古时代,也许是某个国泰民安经济繁盛的王朝都城,也许是抗击外辱烽火连天的古战场,也许是金碧辉煌万人仰慕的宫殿。所有这些。

精设计 巧改动 我家装修好省心

家人对装修都不懂,当初选关镇铨其实有些偶然。就是听朋友说他家还不错,看过几套实例后也觉得其设计风格很符合我们的喜好和要求。因此想听听设计师对我家房子的看法。开始我对小冯的印象并不深。

唐绍仪首倡兴建的天津广东会馆

在天津南开区南门内大街中段,有一座“天津戏剧博物馆”。它就是建于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广东会馆”。当年,该馆是由旅津广东人士唐绍仪首先倡议兴建,凌润苔、梁炎卿、冯商盘、陈子珍,周青臣等44人继而发起“泰常凤”、“盛祥发”、“源德泰”、“裕记”、“捷茂”等商号响应,联络同仁捐款筹建而成的。其占地面积2333平方米,共耗白银9万两,为当时天率市内规模最大、建筑最为精美的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