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无论是客观数据还是主观感知,都显示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期。当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类型是经济型的直接冲突与社会型的间接冲突。社会冲突在总体上是上升的;冲突的风险源清晰;冲突的主体为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得群体;冲突的性质以经济领域的利益性冲突为主,具有可协调性;冲突的强度与烈度有加剧的趋势;冲突矛盾呈复杂性,处理的社会成本升高;群体性事件开始作为"弱者的武器"被普遍地使用;对社会冲突事件开始由封闭的、僵硬的内部处置到开放的、弹性的公开处理。

战争罪与武装冲突性质的关系问题

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性质,是属于国际性、还是国内性的,将决定要适用哪些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规则。战争的性质问题,是与战争罪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第8条,是关于"战争罪"定义的条款,其中也涉及到武装冲突的性质问题。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的"关于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情事"、"违反战争法或惯例"和"反人道罪",都涉及到该法庭对战争罪属事管辖权的法律规定。通过前南国际刑庭对这些条款的适用,对预见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论国际私法中法律冲突的性质

国际私法中法律冲突的性质,向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欧洲传统国际私法与美国现代冲突法在解决法律冲突的过程中,分别采用不同的立法政策和不同的法律选择方法,就是由于各自对法律冲突性质的认识性差异所导致的。因此,透彻理解法律冲突的性质,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部审计潜在冲突及其应对: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内部审计冲突是指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感知的对立或不一致。以冲突双方为框架,内部审计潜在冲突包括四类:内部审计确认职能和咨询职能之间的冲突、不同的领导者之间的需求冲突、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冲突。内部审计潜在冲突应对措施包括共性措施和个性措施,前者指对多数潜在冲突都有作用的措施,后者指只对特定潜在冲突有作用的措施,有效的内部审计沟通和恰当的内部审计体制是主要的共性措施。

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

在目前冲突爆发之前,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已然十分紧张和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这一地区的资源争夺和之后的种族对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冲突不断升级与扩大,性质也逐渐由传统的部落冲突演变为种族间的暴力对抗。20世纪末,苏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分裂及国家层面的权力争夺,给达尔富尔地区原本严重的种族冲突注入了政治因素,而南方问题趋于解决又给对政府心怀怨恨的某些达尔富尔精英分子树立了用武装斗争赢得权力与财富的样板。因此,达尔富尔目前的危机并非偶然和突发,它既是当地原有冲突的全面升级与扩大,也是争夺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又一战场。

两岸航空区际法律适用制度比较论纲

航空直航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两岸航空法律冲突的存在导致航空直航中当事人利益保护的不确定性。当事人在发生纠纷时无法确定准据法,难以确定其权利义务分配的法律效力。两岸航空法律适用制度的冲突加剧了实体法冲突的消极影响。两岸航空直航运输合同法律适用制度、航空器权利法律适用制度、旅客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法律适用制度及侵权法律适用制度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准据法的连接点、法律选择方法与价值考量迥异。两岸航空私法冲突属于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私法冲突存在一定差别。应当制定区际私法,以解决两岸航空法律冲突问题。

中国群体性事件原因与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参与的人员复杂,涉及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有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无论是客观数据还是主观感知,都显示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复杂,突发性群体事件不断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主力军,必须正确认识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尽快建立健全预防和调控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运行机制,探索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策略和方法。

武装冲突中国家责任的归因标准探究

国家应对其控制下的私人所实施的不法行为负责,但国家的控制程度至今仍存在争议,并集中体现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所提出的总体控制标准和国际法院及国际法委员会所坚持的有效控制标准之间的分歧。鉴于两种标准最初都旨在判断武装冲突期间何时可将武装组织的行为归因于国家,厘清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国家责任归因标准的完善。标准之争的背后是不同的法理与框架。分析总体控制标准的次级规则属性、武装冲突中控制的实质内涵、武装冲突的本质、国际人道法的特殊适用和价值,可以得出总体控制标准作为武装冲突中国家责任归因标准的可行性、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