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生冲突治理的再审视

目前导生冲突治理思路主要局限于如何消除冲突,忽视了冲突所蕴藏的积极功能。冲突是导学关系的常态。导生之间属于异质性群体,加之研究生教育场域独特的“偏正结构”,导致隐性冲突成为导生冲突的主要形式。导生冲突能够促进导学共同体整合,是导学关系紧密度指示器,发挥着导学共同体的“安全阀”功能。同时,冲突还是实现高质量知识生产和立德树人的重要方式。导生冲突治理不能片面强调消灭冲突,而应基于导生冲突的形式和功能实现精准治理。应在消除导生冲突的刻板印象基础上,促进显性正冲突,防范显性负冲突,监测隐性负冲突。

从规则到秩序: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冲突治理

“内卷”式学业竞争态势下,高校图书馆读者对学习空间展开的圈地行为屡禁不止,激发的空间冲突带来严重危害,冲突治理对提升学习空间资源利用率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知乎问答平台获取数据,运用扎根理论编码技术揭示自我意图、道德制约、规则制约3大影响因素与学习空间使用秩序之间的联系,并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根据研究假设开发量表,开展调研,获取实证数据并验证研究假设。圈地行为与学习空间资源稀缺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学习空间冲突发生的前提,因此,从规则出发,界定违规行为、提炼治理理念、制定治理措施、加大治理力度和保障治理成本,引导和培育读者内在的公共资源意识,以建立和维护讲规则、有秩序的学习空间环境。

智能化背景下社会冲突治理的妥协式纾困

社会治理智能化进程中的算法歧视、社会关系异变与权力结构失衡等现象极易诱发利益冲突,具体包括正向冲突和逆向冲突两种,需要系统规范的法律程式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冲突。为此,可尝试进行妥协式的纾困治理,对以人工智能本体、直接客体和间接客体构成的三维空间进行分层规划,同时树立社会冲突治理的整体观,强调传统规制的主导地位,建构应对社会冲突的综合性治理方略,最后辅之以技术理性确保法律可以将未来人类社会必需而又充满肆意的智能技术关入规制的“牢笼”之中。

社会燃烧理论框架下广场舞健身冲突治理研究

本文以社会燃烧理论作为研究范式,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广场舞健身冲突进行研究,探究广场舞健身冲突的衍生逻辑和治理策略。研究发现,广场舞健身冲突与社会燃烧理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研究认为,广场舞群体健身需求与活动空间的供需矛盾,构成了广场舞纠纷的“燃烧物质”;负面舆论的肆意传播,充当了扩大广场舞群体矛盾的“助燃剂”;特定环境中的非理性行为,则是引起广场舞群体冲突的“点火温度”。治理策略:首先,合理规划公共体育空间,减少“燃烧物质”的堆积;其次,坚持媒体报道的公正性,消除负面舆论的“助燃剂”;最后,优化应急预案与预警机制,熄灭冲突的“点火温度”。进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促进广场舞等全民健身运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研究——基于对四川泸沽湖景区的案例分析

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四川泸沽湖景区既有产权制度如何引发利益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过程进行了论述。研究发现: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会导致旅游目的地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均;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根源。鉴于此,从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强化利益整合在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从3个方面提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治理策略,希望从理论上丰富旅游社区社会冲突治理的研究体系,在实践中构建旅游目的地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

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冲突治理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即冲突处置、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这三个层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价值理念、实施主体、路径和手段,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代中国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在层次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冲突化解环节相对薄弱;其二是不同的冲突治理层次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解决当代中国公共冲突治理困境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即加强社会性冲突化解环节的建设,分清冲突治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文化冲突治理研究

文化冲突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与文化冲突的内涵,从人才个体文化、组织文化和地域文化3个视角分析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文化冲突的动因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可拓工程学方法构建了文化冲突模型,应用可拓变换方法生成了文化冲突治理策略。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双向功能及其发展路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发起密切相关,它既能充当社会冲突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又能成为社会冲突推波助澜的外部性力量,还能成为控制和消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中介。所以,合理地控制、利用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是治理社会冲突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径。从积极功能看,主要是服务和替代、信息收集和监督、对话和沟通、教育和引导;消极功能方面,主要是模糊社会冲突的符号、提供幕后支持、直接参与社会冲突、舆论和精神误导。从培养和发展路径方面,主要是克服结构性、功能性和制度性三大障碍。

新闻议题框架对公共冲突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管理

媒体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为受众理解和判断新闻事件提供理解框架。不同的新闻议题框架会通过引导受众的认知、评判、情绪和行动意向,对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平息、化解和转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公共冲突治理中,要通过框架识别、匹配、对冲和跳转等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议题框架的正面功能,促进公共冲突的平息、化解和转化;同时抑制其负面功能,防止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和恶化。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转型:价值、形态、机制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特征,加剧了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应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结构。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应以系统消减冲突价值目标取代快速平息冲突的短期治理取向,为此应构建基于数据中心的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以取代政府中心单一治理形态,并且通过建立政府间数据共享职能联动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整体治理,政府与企业间技术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智慧治理,政府与公众互动机制形成社会冲突无缝隙治理。

公共冲突治理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反思与前瞻

制度是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基石和保障网,然而往往又是社会冲突生成的根源。现阶段中国还处于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型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整体仍相对滞后。基于公共冲突治理之视角,对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社会治理制度进行反思与检视,发现其存在以下问题与不足:结构性逻辑思维导向下的制度建设忽视其所应蕴含的责任、义务及长效机制建设,聚合式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在实践中无力解决其自身偏好和禀赋问题,制度制定主体相对单一,司法主体和社会主体力量相对薄弱,因外界各种环境或因素的影响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失灵或异化。为此,应着力在制度理念上,从结构性逻辑转向恰适性逻辑;在制度内容上,从聚合式制度走向整合式制度;在制度主体上,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在制度流程上,防止制度异化或失灵。

控制与化解:转型期中国冲突治理的内在逻辑

冲突控制机制与化解机制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两种基本机制,要想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就必须结合现实情境适时适当地进行交互运用。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延续控制式管理思维的路径依赖、忽视多元治理方式的现实诉求以及政府"兜底"引发的示范效应等原因,使得原本作为冲突治理者的政府常常陷入"被殃及"的境地。要想克服这一困境,政府有必要作出四个转变,即治理逻辑上从控制式向交互式转变,治理主体上从纵向等级式向横向平权式转变,治理制度上从应急性向常规性转变,治理目标上从短期主导向长期主导转变。

环境冲突治理中的模糊观念与制度缺失检视

基于对当前环境冲突治理中理念和制度两大方面存在问题之分析,文章指出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必须看到地方政府的多重身份,将其纳入治理对象的范畴;按照环境基准制定精准的环境标准,规范企业的排放行为;要准确理解设定排污费的初衷和本质,正确使用超标排放费;科学界定环境事件的受害者,做好环境修复和补偿受害者的工作。从制度设计上,必须进一步规范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提升政府处理环境冲突事件的能力。

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下的利益冲突治理制度变迁分析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治理制度变迁不可忽略的重要内生动力。作为制度内核的非正式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习惯习俗等关键因素,影响和决定着现行颁布实施的利益冲突治理正式制度能否得到内在价值观念认同、政治生态文化支持、伦理道德自觉接受以及廉洁行为习惯遵循等。因此,推进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治理制度变迁,既要培育各类积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以充分发挥其激励引导现行制度变革创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功能;还要通过渐进式变迁方式,实现非正式制度增量与正式制度存量的整体协调推进;最终通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协调变迁与匹配支持,形成相容耦合推进利益冲突治理进程的制度约束合力,提升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治理实效。

业主整合何以影响维权冲突治理——一个来自长沙市的案例研究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城市业主维权冲突频发。本文基于社会整合理论,运用案例分析法,探究业主整合与冲突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业主整合与冲突治理之间并非遵循直接的因果逻辑,还需政府作为催生性因素的介入。这深刻反映了业主维权冲突治理对权威的高度依赖。政府有其利益动机,维稳压力差异下的政府对业主维权采取区分性的策略。业主整合的核心是个人利益驱动,离开利益驱动业主整合难以持续。私利驱动的业主,自治困境中的业委会,高度依赖权威的业主维权,无法代表"公民社会的先声"。

公共政策冲突治理的时代进路问题研究

作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公共政策冲突困扰着政府权威和公信力,也挑战着政府治理能力。在时代中国,对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应该侧重于深化国家政府机构改革,明确政策部门制定权限,建立政策冲突裁决机制和优化政策运行环境。

邻避冲突治理与融合式青年政治参与模式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邻避冲突大量出现,其危害性日益凸显,邻避冲突的治理研究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邻避冲突的治理关键在于如何应对碎片式青年政治参与模式,正是基于此,将融合式青年政治参与模式作为邻避冲突治理的基础性治理工具。融合式青年政治参与模式的实现以理清政府角色定位为前提,建立政社共享的信息系统和健全全程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在制度框架内培养公共理性精神,从而根除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实现邻避冲突的治理。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目标与原则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传统的城市社区冲突管理走向现代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应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目标旨向,其应遵循六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服务于人;防治结合,重在有备;民主开放,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分类治理,精准化解;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刚柔并济;依法治理,良性管控。这些原则应结合具体冲突情境,适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