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冲繁疲难”制度之调整

雍正九年,经广西布政使金鉷奏请,清廷制定了"冲繁疲难"制度。这不仅为划分地方官缺等级提供了一套全面、合理的操作标准,使延续近两千年的地方行政等级制度臻于完善,也对清代地方道、府、厅、州、县官员的选任、行政素质的改善以及选任权力的分配,产生深远影响。任何制度的形成均有一个调整完善的过程,"冲繁疲难"制度亦不例外。除单个省份不定时期的"个别调整"外,由朝廷颁布谕旨,下令各省"统一调整"者就有三次,分别发生在雍正十二年、乾隆六年和乾隆十二年。除了时间上的不同,三次调整在原因、内容、过程及特点等方面亦迥然有别。这是"冲繁疲难"制度从初定走向成熟的动态变化过程。而"互换"条例的订立,又为维持选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动态平衡奠定了制度基础。

论清代官不久任与“冲繁疲难”缺分之调整——以乾隆十二年为中心

雍正九年,'冲繁疲难'制度的订立,是清代选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改变了原有的选任结构和权力分配格局。随着形势变化和政策变动,'冲繁疲难'缺分亦不断进行调整。乾隆十二年,鉴于官场不良的选官风气,下令各省重新核查官缺繁简等级,对各省'冲繁疲难'缺分进行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外补官缺额数大幅度减少,督抚选任权力受到较大削弱,从此请旨缺、外补缺和部选缺在道、府、厅、州、县中的分配格局正式确定,道、府、厅、州、县缺的选任结构和选任权力分配亦正式定型,清代铨法进入一新阶段。

清代“冲繁疲难”制度再审视——以乾隆七年制度调整为中心

"冲繁疲难"制度,是清代订立的行政分等制度,学界已有论述。然随着档案史料的逐步挖掘,许多论断需要重新审视。首先,四要素与四等级之间共有五种对应关系,定制后的对应关系仅是其中的一种,非最合理者,惟专制政府以强制推行。其次,等级、要素之间关系复杂,要素内部又细分等级,二者的强行划一,使制度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亦致其趋于简单化、僵硬化。第三,缺分等级之调整,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多隐晦不显,遮掩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和权力诉求。

政区分等、文化资本与社会慈善——以清代南方地区综合性善堂的建设为例

本文以社会慈善为切入点,关注清王朝利用行政制度规范其治理资源配置的努力的长期效应。通过既有文献的数据,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南方地区为主的县级层面的清代综合性善堂数据库。实证研究发现,“冲繁疲难”的等级区分与社会慈善能力具有相关性。在行政等级更高的县级行政区中,相较于官办综合性善堂,更容易形成民办综合性善堂。本文还探讨了社会慈善形成的具体机制,认为政区分等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对善堂性质发挥效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进士数量、官员数量构成了社会慈善孕育形成的深层动力。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

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对政区进行分等,并依据各府厅州县所占字数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将其选任权力交予地方督抚与吏部。通过对"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予以制度梳理、量化统计、GIS分析,可以看到清朝如何将千差万别的地理状况按照"冲繁疲难"四字予以标准化,作为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位置、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调配有限的官僚资源,包括在大一统体制下有意擢升边疆地区的级别以吸引行政能力更强的官员前往赴任。本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追踪,进一步探究了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为理解当代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提供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