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董仲舒治狱》发微——兼论“春秋决狱”与“决事比”异同

今本董仲舒《春秋决狱》最早被记载于《汉书·艺文志》中,被称为《公羊董仲舒治狱》,其书名与版本存在一个衍变的过程。自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中将其称作《春秋决事比》以来,“春秋决狱”与“决事比”遂逐渐被混淆,但二者绝非全然无别。儒生所倡导的“春秋决狱”并非是一种正式的法律,其准则为“原心定罪”,其目的是创建一种凌驾于制定法之上的儒家规则,以之更深地参与进讼狱乃至国家治理之中;而“决事比”则为一种正式法律形式,是经过皇帝批准之后的判例汇编,是对于汉律的补充。汉人虽然重视以伦理为基础的“春秋决狱”,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等同于国家法,认为只有皇帝正式颁布的诏令才有普遍法律效力。汉人这种处理法律与伦理的权衡态度,也为今天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事皆决于法”:“合五德之数”视阈下秦帝国的施政

秦帝国创建伊始,即采纳"五德终始"说为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作论。在"合五德之数"视阈下,"秦为水德"不仅为凭武力而成就的帝国政权提供了源于天的认可,从而强化了帝国政权的合法性、神圣性与权威性;更为其"事皆决于法"的施政提供了天命依据,同时也契合了秦帝国现实政治之所需。

商事仲裁已决事实效定位之批判与重构

基于预决力的概念错误而建构的已决事实效被定位为预决力、既判力和法定证明效。三种定位方枘圆凿,导致其与理论和实践格格不入。反思商事仲裁,法定证明效受到仲裁员、仲裁庭、仲裁机构、当事人、冲突规范、准据法、证明标准的层层阻隔,因而无法适用。结合商事仲裁特性,我国商事仲裁中普通事实的已决事实效,应当定位为事实性证明效,由仲裁庭采用直接、间接和转换责任方式加以适用。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论传统中国法“比”

秦代"廷行事"开始出现判例的萌芽,但是仅限于司法技术层面。"比"在秦代属动词用法,是一种司法技术,而在汉代出现名词用法。汉代的"比"不仅包括司法领域的判例,而且包括行政领域的惯例。同时,受到经学研究的影响,"比""例"开始互称。

试论中国古代司法文书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司法文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萌发于奴隶社会的上古三代,经过春秋战国的演化,初步形成于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整理、总结,至唐、宋时期出现了“名家辈出、名篇如云”的繁荣局面;之后,曾衰败于元代,最后发展成熟于明清两代。

中国古代判例法成因及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判例法成因及经验教训崔永华例，作为封建社会法律形式之一，为什么会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中经久不衰呢？为什么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呢？过去，一些学者专家对这方面分析论述不全无道理，但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商榷之处...

从纵囚的论争看唐宋法制的宽严

我国统一的封建法律制度始于战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大变,到宋又一大变。秦的时间很短,法律异常严酷;汉以秦为鉴,渐趋宽缓;而唐则是我国历史上法制最为宽缓的朝代;到宋朝转向苛严;元、明、清均极严酷。而赵宋王朝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严刑酷法的始作俑者。

判例制度应成为社会主义法律的补充形式

判例是法院可以援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依据的判决。它一直是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法律渊源。英国自13世纪形成的通行全国的“普通法”,其内容大多是由法院所作的判决编集而成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除英、美外,诸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亚、非一些采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也是以判例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判例在我国历史上也曾起过重要作用。例如我国历史上的决事比、例、断例等,实际上都是判例。清末同治九年(1883)的《大清律例》,汇集了1892条判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效力甚至大于法律。国民党时期的最高法院也搞过判例法。

董仲舒家庭伦理的论述形态与思想特征

家庭伦理是儒学的核心内容,西汉时期中国传统家庭的主导形态正逐渐完成从三代的宗法制度到秦汉以降的"编户齐民"的转型,家庭伦理也在重新建构之中,作为西汉大儒的董仲舒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现存材料中,董仲舒关于家庭伦理的论述依托其《春秋》学、天的哲学和《春秋决事》而相应地分为三种形态,分别侧重从古今之变、天人之际、现实生活三个维度展开,既继承先秦儒学传统,又顺应秦汉以降社会政治格局的变革,表现出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家庭伦理思想的综合与转型特征。

江苏连云港市出土的汉代法律版牍考述

一九七八年七月,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汉代版牍,是一批重要的资料。李洪甫同志对其内容及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李文对有关法律版牍(1—6号)

中国古代形容社会价值之剖析

美国社会学家罗·庞德说过,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却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自然,刑法价值问题亦应引起刑法科学的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法系的显著特征即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且以刑为主,无论是西周以前“威不可测”的不成文法,还是历代君主颁布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刀把子”式的刑法规范。“罗马人是民法的巨人,刑法的矮子”,若就刑法与民法两大部门法在规范量上的差别而言,那么。

知识卡片

类别____ 编号____ 经义决狱“经义决狱”,亦名“春秋决狱”是指封建时代办案时,不适用法律条文,而以儒家经典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经义决狱”始创于西汉的董仲舒。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形式

一、中国封建法律形式概述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其中秦、汉、唐、宋、明等几个朝代的法律形式比较具有代表性。 秦朝的法律形式包括律,制诏,程,课,式,廷行事等六种。其中律是经过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系统的规范性文件。通过战国时期商鞅改法为律,正式确立了“律”作为封建法律形式的名称,并在以后各封建王朝广泛沿用,律构成秦封建法律的主体。

“四民主”工作法：惠州市对村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探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农民的个体意识正在复苏,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日趋增强,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随之不断增多。如何引导和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近年来,惠州市在先行试点、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在全市6个县(区)的1040个行政村推广"四民主"工作法(即民主提事、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对农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论龚自珍的公羊学

龚自珍公羊学的一大特色,在以人才之优劣及受重视程度论三世。这一学说的确立,与其早年从段玉裁处习得的文字学知识有关。在龚自珍看来,文字的创制和保存者是“史”。就现实而言,以史才为代表的人才之衰败,导致历史由治世、乱世进至于衰世。就《公羊》三世理想而言,历史由乱世、升平进至于太平,必定也是以史才为代表的人才之兴盛过程。龚自珍不唯董理《公羊》要义,还积极把其运用到现实之中。于《春秋决事比》龚自珍重提“《春秋》当兴王”,实已触及到“素王改制”之论。惜其表述不成系统,终为后之维新变法者所讥。

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

秦代是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秦以后的汉代又是“汉承秦制”,因此,秦代的官制和各种典章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代也有重要影响。环境保护也不例外。现从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机构、立法、建设等方面作简要探讨。

如何破解“秦孝公难题”

“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现状与发展进路——基于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实证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作为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产品,是审判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我国历来具有“例辅以律”的司法传统,无论是秦代的“廷行事”,汉代的“决事比”,唐宋的“法例”与“断例”,还是明清的“成案”与“例”等,“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案例工作,通过编选各类案例来总结审判经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确立。案例指导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运行偏差,导致其整体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最核心的载体和成果体现。课题组以指导性案例为视角,对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具体优化路径,以期裨益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