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从“春秋决狱”与英国衡平法的比较看衡平理念

“春秋决狱”的特点在于将儒家经义作为司法机关断案的根据,是一种基于实现个案公正目标而形成的特殊司法思维,注重在优先适用法律条文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进行情与理的价值衡量。而英国衡平法亦将“公正”“正义”等价值理念作为法官审判的依据。通过将“春秋决狱”与英国衡平法进行比较可知,二者虽然在产生根源、对后世影响、适用场景、思维模式上均不相同,但都蕴含着衡平理念这一特殊法律思维。应当看到,衡平理念主要是通过与法官裁量权的结合来发挥作用的,并且与司法正义息息相关。

论汉代春秋决狱思想及其当代借鉴

春秋决狱,有的学者把它称其为经义断狱,是指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通过引入春秋决狱等儒家思想的精神原则,作为确定量刑的基础,并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来解决政治、司法的问题。通过我们了解春秋决狱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对春秋决狱进行整理和归纳,进而深入研究原心定罪等一系列的司法审判的原则。深度挖掘春秋决狱思想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继承古代优秀法治思想,秉持司法公正,对当代立法、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春秋决狱”:汉儒话语权力的构成和实践

"春秋决狱",即依据《春秋》来审判案件,其实质是相信《春秋》作为万世之法,可以衡量一切社会行为。"春秋决狱"典型地显示了儒家话语的构成方式:它以经典文献为价值依据和话语资源,通过征引、史鉴、"微言大义"等方式逐渐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力,以求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春秋决狱"在此基础上,还运用了"原心"、"博贯"等方式,使公羊学阐释学变得更加自由和随意。汉儒的《春秋》阐释学由此带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并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

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

“春秋决狱”是古代法律史上以礼入法的有益尝试 ,礼法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开创了法制文明的先河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传统否定论对“春秋决狱”的观点是片面的。重新解读“春秋决狱” ,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史与秦汉时期的决狱制度

在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中,每次庭审审判官多为三人或三人以上,也有两人的情况,但没有一人独自审判的情况,其中史参与案件的判决是秦及汉初的通行做法。"史"在其中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狱史不但参与审判,抓差办案等事宜也多由狱史承担。在法庭决狱时,必须有史的参与,否则有关判决将会受到质疑,主管官吏甚至会被追究责任。令史中有负责刑狱事务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其应属于狱史;狱史分为不同的级别,其中就包括令史在内,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狱史都是令史。史在审案过程中也分等级,且并非不受限制。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春秋决狱”研究述评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概括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否定”说、“肯定”说、“轻刑”说、“衡平”说等。文章赞成“否定”说,并详述了理由。同时认为,“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轻刑”说等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春秋决狱”与英国衡平法的比较及启示

基于对"承秦而制"的汉律的补救以及儒家对天理、国法和人情的追求,始于汉代,终于唐代的"春秋决狱"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衡平理念对中国传统的司法乃至立法影响甚大。相比于英国的衡平法,二者所处的历史时空不同,但在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和谐等价值时,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却是异常地相似。这种相似的手段——"衡平"理念对于当前的法治建设来说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启示。

“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春秋决狱与法律解释——以董仲舒春秋决狱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目前存世的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例来看,董仲舒以春秋经义决狱,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观念来分析案情、解释法律,并非传统主流意见所认为的春秋经义取代汉律成为断案的标准和法律适用的依据。而其中“原心论罪”的法律推理方式,其思想基础是儒家“守经”与“权变”的辩证关系理论,这表明中国法律解释的方法开始了从先秦形式解释到汉代实质解释的过渡,这同时意味着,中国人的法治观念发生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变。

从“春秋决狱”到“四书升格”——从“反经合道”为“权”透视汉宋学分野

"权"是儒家核心性实践概念。汉儒对"权"的理解以"反经合道"为基本方向,以"春秋决狱"为典型形态;程朱思想对汉儒"反经合道"有一个重要误解,即认为汉儒"反经合道"之"反"有着"类推"和"回归"之义,而宋儒仅仅理解为"违反"。这个误解背后的实质是宋儒以形而上学立场消解了汉儒强烈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程朱理学对经史之学的理解与其"经权之辨"是内在一致的,其内在结构本质上具有一种追求超越现象与境遇的真理诉求,从而具有一种"祛时"的倾向,这和宋代四书升格运动有着内在关联。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