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事私函:明后期中枢决策运行中的新样态——以申时行与万历朝“查抄张府事件”为中心

利用私人函件交流公务、交换信息,甚或结党营私,是中国传统政治场域中的一种常态现象。但时至明后期,内阁辅臣群体通过私函来协调处理公务的迹象愈发集中且典型,并以此作为中枢决策运行中的新型样态和重要补充。“公事私函”以一种“半官方”“类常态”的方式,深度嵌入中枢决策运行之中,有助于提升国家公务处理的成效。在应对“查抄张府事件”过程中,申时行通过公奏、私函并行的方式,多方联络,折冲樽俎,为事件最后的平稳终局,发挥了积极效用,也为深入剖析明代后期中枢决策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

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洲政权中枢决策机构的建立期，经过不断的内部斗争，最初形成的贝勒大臣共同决策，发展变化为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四大贝勒共议国政和努尔哈赤控制下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中枢决策本身屯呈现着广泛性、秘密性、共议性和民族性等几个主要特点。同时，与中枢决策密切相联的信息输送、处理和保存制度也次第建立。所有这些，对于当时和此后满洲政权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揭开白宫决策中枢的神秘面纱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自1947年成立以来几经变迁,逐渐从较为波动走向较为稳定的组织框架,也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神经中枢”。《白宫掌权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7-2019)》一书重点从国安会的组织自身演进、利益集团政治、国际环境变化三个角度考察国安会成立至今的演变路径、规律和启示。

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

北宋元丰改制前,由于三省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机构,所以自唐以来行使封驳权的门下省给事中已经没有封驳的职权。宋太宗淳化时期为了加强对政令决策的审覆,设立知给事中事,赋予封驳"未便"制敕的权力。之后,太宗又将知给事中事的封驳权划隶掌管国家政令传达的机构———通进银台司,强化了封驳权行使的力度,使通进银台司成为独立于二府的国家正式机构,在中枢政务决策与政令颁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神宗元丰改制,作为整体的通进银台司方被罢废。

咸丰末年肃顺对清廷中枢决策体制之影响

肃顺是咸丰末年对朝政最具影响力之大臣。咸丰朝时,由于军机大臣不堪重用,肃顺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开始在清代政坛崭露头角,成为咸丰帝倚重之臣。至"祺祥"时期,肃顺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将军机处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极大地影响了清廷中枢决策体制。

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

自安史之乱,宦官集团以掌控兵权为契机,逐渐插手中枢决策,手段多种多样。至德宗、宪宗之际(779-820),宦官集团成功进入国家中枢决策的核心。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官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中枢决策研究》评介

王朝中枢,简言之,是指决定大政之最高行政核心,中枢决策,涉及裁决大政之各种机构、制度及政策之形成与贯彻.'中枢'是国家机器之主轴,因而中枢决策对国家机器的运转、王朝之兴衰,至关重要.把它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浅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官对中枢决策的影响——以曹魏侍中为例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作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加官，侍中出现很早。到曹魏时，其职能发生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中枢决策的重要部门。本文以曹魏时侍中为例，对加官与中枢决策之间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浅析行政决策失误的原因及治本之策

当前行政决策失误的时间时有发生,给社会造成了不少的损失。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决策中枢的行政领导者出现了问题;二是参谋咨询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当前决策的体制不是很合理。其解决对策可以针对原因有的放矢的进行。但无论如何,结合行政管理的未来趋势,加强道德建设,实行以得行政,才是彻底解决决策失误问题的灵丹妙药。

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研究——基于静态组织结构的视角

行政决策体制主要包括决策中枢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和决策信息系统三部分构成。本文对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行政决策体制考察,总结了其共性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行决策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系统的新动向,提出了值得我国政府改革借鉴的对策。

浅析电子政务环境下提升我国行政决策的研究

在影响行政决策的要素系统中，电子政务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政府的管理方式。本文着重在行政决策体制即行政决策中枢系统、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和行政决策信息系统中分析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来提升我国行政决策的质量。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试论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

试论行政决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高成富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其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行政管理的效能乃至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如何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就我国而言，加强对行政决策科学化的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一...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与中枢政治

唐代德宪两朝承安史乱后之政局,在宰相淡出中枢决策系统、差遣使职进一步侵蚀国家行政机构、宦官专权以及藩镇跋扈的政治环境下,皇权出于对中枢决策的集中的要求,提高了翰林学士草诏出令、参决大政的职权,使其跻身于中枢决策,成为辅助君主居于禁中集权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论孙吴统治中的权力中枢

论孙吴统治中的权力中枢赵昆生瞿蜕园先生为《历代职官表》撰写的《历代官制概述》中称；“魏、晋王朝都是由手握军事力量的权臣逐步建立的。他们有一批手下人物，组成一套机构，完全在正规官制以外，自由行使职权。”魏、蜀、吴继东汉之后崛起，其中，孙吴建国于江东一隅...

明中后期中枢决策机制的嬗变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因年幼无法临朝听政,也不能与内阁阁臣等论定国是,为体现君威宸断,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创“早朝止许言事八件”的权宜之制,以待英宗成年后恢复“祖宗之旧”。然而,英宗长大后,三杨继卒,权宜之制渐成定制,促成中枢决策机制从太祖亲理政务、永宣内阁议政,转变为内阁票拟、内监代为批红、君主“垂拱而治”的“新祖制”。这既改变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又影响了明中后期皇权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内阁的政治地位,为宦官参与中枢决策提供了制度空间。“新祖制”与明初祖制的断裂,引发了时人对君权、内阁及宦官广泛持久的批判。

制度如何运转:“关键少数”与政策落地

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务是依赖制度推进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化、具体化落地。然而,制度本身也是决策的内容之一,是文本规范;制度的运转,包含政策的落地过程。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也就意味着制度的运转。而如何让每一项政策都得到决策化贯彻执行,关键在人;制度是必要因素,但最终决定因素是决策者——核心行动者及其组织根据客观规律和主客观需求能动地构建系统的制度并付诸实施。中国国家治理活动中的核心行动主体是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各门类决策中枢:政治中枢、地方决策中枢、部门决策中枢等。作为"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主导着各领域各层面的决策与执行活动。制度的运转,主抓手在于"关键少数"。

政府机构改革模式探索:深圳、顺德的经验比较

政府机构改革是个热门话题。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党政职能分开”的做法，作为珠三角“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市则进行“一个决策中心五位一体”决策中枢系统的建构。两者的经验是值得总结，并因时、因地、因条件参考、借鉴的。

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初探

非典、地震等突发事件令人深思,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非常必要,通过对应急机制原则和任务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突发事件,有利于行政机构与人员转变观念并为应急机制的建立积极准备,从而有效处理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