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我国决策问责制探析

决策问责是针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情形,对决策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遵照既定程序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事后控制行为,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其适用范围、程度度量及非决策问责情形的决策失误的鉴别。囿于认识的局限性、工具的阶段性和信息的有限性而造成的决策失误不在决策问责的范畴之中。公共行政起点的奠基意义诉求决策问责,前期问责成果的充分准备呼吁决策问责,重大决策失误的惨痛教训亟待决策问责。而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制度树立责任意识是前提,完善问责程序是核心,健全制度和法律是保障。

中国决策问责的现状与困境——基于2003—2012年问责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2003—2012年间所收集的318个问责事件的统计分析可知,中国问责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问责和执行问责层面,而对于决策问责则非常有限。研究发现,当前决策问责最大的困境是决策责任认定困难,具体表现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行为、责任结果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决策责任认定实际上是一个责任评估问题,但是目前责任评估侧重于对行政执行及其效果的评估,而对决策的评估却重视不够。因此,加强决策问责首先要实现有效的决策责任评估。

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人工智能驱动知识产权审查变革:技术逻辑、价值准则与决策问责

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以人工智能驱动知识产权审查,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能,强化知识产权源头治理,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从技术逻辑看,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解决知识产权审查压力不断增加与审查能力增强不足的矛盾,在缩短审查周期、提高审查质量方面具有优势和实现的可能性。从价值准则看,人工智能驱动知识产权审查须回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遵循加快审查速度、提高审查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驱动传统的救济为主的事后纠正制度转向权利救济与决策问责相结合的责任制度,在明确审查人员责任构成同时,还需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规制。

决策问责异化的形成机理及其精准治理

决策是党与政府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前提,而决策失误的代价迫切需要加强对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决策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在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决策问责也滋生出乱象,如决策问责对象错位、决策问责边界模糊、决策追责主体单一、决策问责情形泛化等,其形成主要受决策主体的避责倾向、问责事由认定不明、异体问责参与不足、形式主义“懒政”作祟等因素的影响。防范和矫正决策问责乱象,当前亟需重视精准思维,通过多措并举实现精准问责:一是明晰决策权责,精准识别问责对象;二是完善政策评估,精准界定问责事由;三是强化异体问责,丰富问责方式;四是矫正不良作风,精准把握问责目标。

论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

行政决策责任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政决策并推动其执行的职责及未能履行职责时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行政决策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完善我国行政决策问责制,须从明确行政决策权限、责任,完善行政决策的道德责任制、监督机制以及依法追究行政决策责任等方面着手。

新时代我国科技决策问责制的解构和完善——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

科技决策问责制的建构可从理论层面做出论证,也是不断提升科技决策水平的现实亟须。科技决策问责制的建构,理论上必须对科技决策问责制的实施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和运作程序等做出系统厘定,以实现对科技决策问责中“谁来问责”“问谁之责”“问什么责”及“如何问责”等命题的明晰化。目前,我国科技决策问责制还存在参与主体较为单一、常态化问责以及问责的程序性和公开性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明确的现实缺憾,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当前应重点做好科技决策问责的全程覆盖机制、有序运作机制、多元参与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的建构工作,以推进我国科技决策问责制不断走向规范化和完善化。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立法建议

周叶中撰文《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指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在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散立法与统一立法两种选择。目前因该机制尚处探索阶段，所以在短期规划上，我国的立法实践采用的是分散立法的模式，有关该机制的一些条款，散见于各种类型的法律法规之中。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尚未酝酿成熟的情形下，在中期规划上，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决策程序法》或《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并在其中专章规定行政决策问责机制。

非竞选政治中的决策问责:意义、困境与对策

决策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容易出问题并难以追究责任的环节。在我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下,政府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和沉重代价亟待对决策失误进行责任追究,如何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政治生活中我国集体决策体制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方面的弊端却造成了决策责任认定与追究的困难。为此,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基础、以完善决策问责机制为根本,通过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决策问责体系。

当代中国决策问责的内在逻辑及优化策略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为核心的责任政府是关键。然而,当前中国以责任政府建设为目标的问责实践却呈现出"重执行、轻决策"的特征,对决策失误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造成了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责缺乏并存的现象。从主体与责任的视角观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形成了主体间的内在张力,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只手难题";二是决策责任类型的多样性形成了各责任类型的不同适用情形,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责任混乱"。对此,应当以明晰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和明确公共决策的责任类型为着力点,在厘清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界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实现决策问责制度的优化重构。

事件属性、科层压力与“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决策问责的影响因素——基于60起安全生产事故的定性比较研究

十八大以来党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学者对领导干部问责体制机制的研究逐渐丰富,但缺乏对"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决策问责背后多种因素如何并发组合促使问责结果发生的考量。对此,借助于2004-2019年60起安全生产事故中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案例研究,旨在探究安全生产事故中"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决策问责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事故发生性质、领导批示与高度重视、事故严重程度、问责类型是决策问责发生的关键因子和典型组合路径。论文丰富并构建了"事件属性、科层压力、权责结构"三维一体的决策问责模型,解释了何种变量组合共同导致决策问责结果的发生,并进一步揭示这种复杂机理背后的因果机制。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决策问责:行政问责的新发展

政府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和沉痛代价迫切需要加强对决策失误的问责,建立决策问责制度是行政问责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决策问责是指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有义务就其决策行为向问责主体进行责任回应并据此接受决策失责惩罚的行为过程,其特征体现在决策问责对象、决策问责内容、决策问责方式、问责参与程度、问责参与范围、问责时间顺序等六个维度方面。作为行政问责的一种特定类型,决策问责制度规范的设计应该包含问责依据、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内容、责任划分、责任标准、问责方式、问责发起、问责启动、问责程序、问责救济等部分。实现决策问责对于加强责任政府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缘起、困境及其路向

决策是破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容易出问题并难以追究责任的活动。当下频频发生的政府决策失误已成为"不落腰包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与沉重代价。因此,如何开展决策问责和纠错,已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面临追责依据不充分、责任认定不明确、追责主题较单一、追责对象难确定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治理行政决策失误,需要重构决策问责"防火墙":明晰决策权力关系是前提、加快程序立法是保障、完善政策评估是关键、强化"人大"问责是重点等一系列的策略回应。

行政决策与失误问责在政府管理体制中的相互关系

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的要点之一。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其要义是问责,即建立决策失误问责机制。谁决策,谁负责,保持决策权和责任落实的相辅相成关系。本文以政府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现状与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改善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现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建立健全问责制提出了积极可行的管理建议。

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实现机制

建立有效的实现机制是推进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但目前尚未形成操作性强的实现路径和统一的实现机制。本文认为,在行政问责和决策问责理论基础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应当从准备、启动、惩处和监督等阶段和环节出发,建立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

行政问责与政府公信力提升

衡量政府公信力的指标主要有政策公信力、行为公信力和绩效公信力。公共决策失误将弱化政府政策公信力、行政行为失范会损害政府行为公信力、政府绩效低下会降低政府绩效公信力。通过建立健全决策问责、社会问责和绩效问责等行政问责措施,有助于提升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

浅论行政决策法律责任

行政决策法律责任是行政决策主体(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决策权的过程中,违法行使行政决策权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决策者违法行政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起决策权力与法律责任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要明确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缺少行政决策责任制,而导致决策不负责任的现象比比皆是,建立健全行政决策问责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基于特殊预防理念的研究

重大决策作为公共政策中涵盖面广、影响深远、涉及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的环节,对公共政策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化监督执纪问责"重要精神的关键环节。对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的设计,应当在保障决策效率与公平、依法合规、惩戒与防范并重的思路基础上稳步推行,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与集体讨论等五个方面建构重大决策责任倒查的基本框架,从主体、内容与方式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建构重大决策责任的倒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