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落入“新冷战”陷阱

近年来,美西方国家热衷于谈论“新冷战”,把今日的中美同冷战时期的美苏相提并论,认为中美是新的世界“两极”,声称世界进入了新冷战体系,以“新冷战”看待当今中美态势和宏观世界形势。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不应被“新冷战”思维所误导,必须避免掉入“新冷战”陷阱。

人道主义援助与冷战——1980年代美国应对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历史考察

冷战期间,人道主义援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连年旱灾、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社会体制现代化程度不足和长期内战等原因,埃塞俄比亚在1980年代前期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最初,里根政府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以促使门格斯图政权倒台,后因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而成为最大的粮食捐助国,但其反共产主义的本质贯彻始终。苏联因经济低迷和粮食增产停顿,对埃塞俄比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则较少;以交通工具和医护人员为主,却被广为宣传。里根政府高估了其大规模救助对门格斯图政府消解西方意识形态抗拒力的作用,而门格斯图则在获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维持了政权稳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

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

美国科学家无论是在冷战的起源、演进及结束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基本形成了支持和反对美国冷战政策的两派。一派科学家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对核武器实施国际管制,全面禁止核试验,通过国际合作谋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另一派则力主通过技术进步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主张大力发展核力量,谋求对苏联的绝对优势,以此威慑苏联,并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以实现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两派都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双方之间的较量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

加强冷战视阈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马华作家金枝芒:救亡、本土化与冷战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冷战研究和身份认同研究的兴起,马华作家金枝芒的文学创作得到新的审视。金枝芒的文学创作经历三个历史阶段,“救亡”“本土化”与“冷战”是其作品中相互交织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文艺现象,也是文化政治,它们虽然源自马来亚本土文化文学场域,但与区域和全球的历史存在无法避免的互动关系。

“冷战”·“逆行”·“新时期”—— 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一带一路”遭遇欧美大国的经济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研究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同时也遭遇了多种挑战,其中欧美大国的经济冷战思维挑战尤为突出。在全球经济萎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竞争关系常态化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欧美大国经济冷战思维挑战“一带一路”的行为愈演愈烈。在冷战遗留视角下,欧美大国践行舆论抹黑“一带一路”、多边平台威慑“一带一路”、国内外基建联盟围堵“一带一路”的三重路径,阻滞“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究其原因,既有欧美大国种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思想因素,又有大国实力兴衰对比的现实因素。由此,在短期内,应对欧美大国的舆论裹挟,需要建设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从中期来看,要以毛泽东思想“中间地带”理论为指导,做实对欧美游移力量的统战工作;最后,就长远而言,依据打铁还需自身硬原则,加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并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东亚地区“共同体”与“新冷战”——以“中日韩”和“美日韩”分析为中心

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形势下,东亚地区正处于历史性的分界点,中日韩和美日韩两组三角分别构成地区形势的两个趋势——“共同体”和“新冷战”。中日韩关系决定着“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美日韩关系走向同盟化是传统冷战的产物,站在助推“新冷战”的最前线,正在分裂东亚地区。日韩重属于这两组关系,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东亚地区未来走向。当前美日韩合作仍呈现走强的态势,美国企图将其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同盟体制。中日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三国存在很多共同基础,具有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潜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自身文化底蕴为国际社会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却遭遇美西方的袭扰与阻遏。特别是在安全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的中东地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尤为严峻。以冷战遗留视角进行审视,美国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对“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建设进行阻遏和破坏。第一条路径较为直接,其策略包括:抛出替代“一带一路”的中东方案、借助话语传播优势污名化“一带一路”、挑唆域内矛盾以破坏“一带一路”建设环境、逐步构建中东“小多边”机制阻滞“一带一路”以及想方设法遏制“数字丝绸之路”等。第二条路径较为隐蔽,由于美国外交奉行冷战思维,中东地区一系列的冷战遗留问题始终无法消弭且不时被激化,这同样对“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构成威胁。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发起国,中国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超越冷战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

冷战期间法国的马格里布政策研究

法国曾是马格里布地区b的殖民宗主国,与该地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尽管马格里布三国后来获得独立,但法国在该地依然保持着重要影响力。马格里布政策成为法国在非洲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支点,也是法国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法国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同时追求扩大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恢复“大国地位”。本文以法国与马格里布三国签订的协议及外交互动为研究基础,旨在客观总结冷战期间法国对马格里布政策的演变,并推理政策调整的关键原因,探讨其内在逻辑。通过系统分析历史文献和外交文件,本文试图揭示法国马格里布政策变化的动因和对法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冷战视野下1960年美国黑人入座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17个国家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却步履蹒跚。这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美国黑人创新斗争方式。1960年,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发起入座运动,抵制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该运动迅速发展到其他南部州,把斗争目标扩大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其发展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城市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之前的民权斗争。入座运动吸引了广大黑人和白人大学生,他们取代职业民权活动家,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把被捕入狱的斗争经历看作是一种荣誉。入座运动推动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转向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它重塑了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地区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然而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在宏观上遏阻、在中观上袭扰、在微观上攻剿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使得拉美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徘徊。从历史继承性和现实异变性两方面的原因分析,认为中美拉的文化基因存在差异,美国重拾门罗主义并受冷战经验的误导,将中拉经贸合作视作美拉安全的重大威胁,秉持“西方中心论”激化中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矛盾,多方位对中国进行遏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应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化中拉经贸联系,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威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以“一带一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语境中的1961年美国黑人自由乘车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大选中的一系列民权改革承诺、大量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入座运动的成功,刺激了美国民权运动直接行动的发展。1961年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发起自由乘车运动。与之前的民权斗争不同,自由乘车运动招募富有牺牲精神的志愿者,深入美国南部腹地州,挑战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该运动利用冷战的国际语境,在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区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由乘车运动的开展,恰逢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出国访问,将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之际,这迫使极为重视冷战外交的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回应美国黑人的民权诉求,废除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自由乘车运动表明,在冷战中制造民权危机,不仅能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部腹地州获胜,还可以迫使美国政府把民权改革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这对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并推动民权斗争进一步激进化。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如何影响美国核政策——以宜居世界委员会为中心的讨论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曾对美国核政策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由著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创建的宜居世界委员会,通过募集捐款,支持与宜居世界委员会观点一致的人参与议员席位竞选,从而影响美国国会有关核政策议题的走向。在美国朝野关于“多边核力量”的讨论中,宜居世界委员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成为美国终止“多边核力量”的因素之一。虽然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受到美国冷战政治气氛的制约,但仍然发展为对美国核政策相关议题具有影响力的特殊政治力量。

主流影像与社会想象的互动建构模式——以“冷战”电影为例

政治权力会渗透到影像的内容选控、宣传制作等方面,影像语言则通过知觉层面传达内容、内容层面表现思想和思想层面透露特征等建构着现实政治。本文基于主导叙事结构视角研究发现,“冷战”电影通过塑造伟岸的英雄、魔化异类文化、营造战争末世氛围等路径来满足预设的观众期待,提出“冷战”电影可携带其审美、价值取向、视觉逻辑对观众的习惯和习俗进行塑造,以此回应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的诉求,同时建构观众的认知结构,进而影响社会行为乃至国际政治。

冷战前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以新、马、印尼为中心

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内战期间一度低迷或中断。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影响力在冷战时空背景下逐渐回到东南亚,此可谓亚太地区冷战脉络下的历史产物。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的整体实力毕竟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国所建构的“反共”围堵网络之下,推进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过范围,即遭遇严重阻碍与挫折。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的秘密活动,与蒋介石的军人性格及蒋经国所主导的情报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一隅,蒋介石缺乏广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陆”。以有限的力量与资源秘密支持“反共”邻邦,或者设法在亚太地区布建“反共”网络,稍可经解想要回到祖国内地的两蒋父子胸中的抑郁苦闷,并藉以维系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正当性”。

P.M.S布莱克特:冷战语境下科学精英的多重社会角色

P.M.S布莱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英国左翼科学精英群体的重要成员。随着全球冷战的开启,受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政治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以布莱克特为代表的科学精英利用其科学声望和影响力,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根据布莱克特手稿、演讲稿、书信以及他人评述等材料,文章分析了P.M.S布莱克特原子能“异教徒”、政府科学顾问、第三世界科学的友好使者和科学帅才四重角色。微观上,角色之间错综复杂:或彼此成就,相得益彰;或相互配合,实现共同目标;或在彼此影响下动态演变。宏观上,科学精英深深嵌入风云变幻的冷战体系中,能动性与局限性并存,凸显了冷战语境下科学与政治互动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

战争游戏:冷战作为电子游戏的历史起点、背景与迷思

电子游戏与战争、暴力的关系,是电子游戏激起公众道德焦虑的重要原因,也是游戏研究最难回避的问题之一。电子游戏的诞生以冷战的白热化、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为背景,《太空大战》虽然在硬件与主题上以冷战科技竞争为基础,但是也源于反文化的技术政治氛围。80年代初电子游戏开始成为主流的青少年文娱形式,正值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导弹指令》作为当时流行的射击类游戏的一员,也尝试以独特的游戏机制传达“战争中没有赢家”的反战主题。在以相对和平与繁荣为标志的90年代,冷战与核战危险不再激起青少年共鸣。《辐射》系列作为意料之外的成功,对冷战政治展开辛辣讽刺,并反过来以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让冷战迷思成为思乡症的对象。由此看来,战争游戏的滥觞,因现实的战争威胁与记忆从未远去,游戏构成了参与、抗议或追想战争的方式。

冷战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底色之一,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冷战前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塑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面貌--从强调平等、支持大政府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旧译“新自由主义”)向强调自由、支持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转换。

美国文化冷战中的戏剧教育:《骆驼祥子》剧本的跨洋翻译与知识生产

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戏剧翻译完成于1964年,其中不仅涉及语言文字的转换,还引发翻译者对于中文原作的重新解读。在文化冷战兴起、中美戏剧交流受阻的背景下,《骆驼祥子》的翻译出版也意味着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生产活动。本文以这一个案为中心,基于公开资料和相关档案,追溯老舍戏剧作品在美国的接受过程,同时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对中国戏剧知识的建构方式及其过程,并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冷战意识形态对美国戏剧教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