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落入“新冷战”陷阱

近年来,美西方国家热衷于谈论“新冷战”,把今日的中美同冷战时期的美苏相提并论,认为中美是新的世界“两极”,声称世界进入了新冷战体系,以“新冷战”看待当今中美态势和宏观世界形势。在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不应被“新冷战”思维所误导,必须避免掉入“新冷战”陷阱。

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

美国科学家无论是在冷战的起源、演进及结束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基本形成了支持和反对美国冷战政策的两派。一派科学家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对核武器实施国际管制,全面禁止核试验,通过国际合作谋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另一派则力主通过技术进步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主张大力发展核力量,谋求对苏联的绝对优势,以此威慑苏联,并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以实现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两派都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双方之间的较量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

加强冷战视阈下的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马华作家金枝芒:救亡、本土化与冷战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冷战研究和身份认同研究的兴起,马华作家金枝芒的文学创作得到新的审视。金枝芒的文学创作经历三个历史阶段,“救亡”“本土化”与“冷战”是其作品中相互交织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文艺现象,也是文化政治,它们虽然源自马来亚本土文化文学场域,但与区域和全球的历史存在无法避免的互动关系。

“冷战”·“逆行”·“新时期”—— 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冷战期间法国的马格里布政策研究

法国曾是马格里布地区b的殖民宗主国,与该地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尽管马格里布三国后来获得独立,但法国在该地依然保持着重要影响力。马格里布政策成为法国在非洲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支点,也是法国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法国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同时追求扩大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恢复“大国地位”。本文以法国与马格里布三国签订的协议及外交互动为研究基础,旨在客观总结冷战期间法国对马格里布政策的演变,并推理政策调整的关键原因,探讨其内在逻辑。通过系统分析历史文献和外交文件,本文试图揭示法国马格里布政策变化的动因和对法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冷战视野下1960年美国黑人入座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17个国家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却步履蹒跚。这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美国黑人创新斗争方式。1960年,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发起入座运动,抵制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该运动迅速发展到其他南部州,把斗争目标扩大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其发展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城市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之前的民权斗争。入座运动吸引了广大黑人和白人大学生,他们取代职业民权活动家,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把被捕入狱的斗争经历看作是一种荣誉。入座运动推动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转向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它重塑了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地区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认同。然而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在宏观上遏阻、在中观上袭扰、在微观上攻剿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使得拉美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徘徊。从历史继承性和现实异变性两方面的原因分析,认为中美拉的文化基因存在差异,美国重拾门罗主义并受冷战经验的误导,将中拉经贸合作视作美拉安全的重大威胁,秉持“西方中心论”激化中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矛盾,多方位对中国进行遏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面对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国应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化中拉经贸联系,共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威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灵活处理中美拉三边关系,以“一带一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语境中的1961年美国黑人自由乘车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大选中的一系列民权改革承诺、大量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入座运动的成功,刺激了美国民权运动直接行动的发展。1961年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发起自由乘车运动。与之前的民权斗争不同,自由乘车运动招募富有牺牲精神的志愿者,深入美国南部腹地州,挑战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该运动利用冷战的国际语境,在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区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由乘车运动的开展,恰逢肯尼迪总统第一次出国访问,将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之际,这迫使极为重视冷战外交的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回应美国黑人的民权诉求,废除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自由乘车运动表明,在冷战中制造民权危机,不仅能在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部腹地州获胜,还可以迫使美国政府把民权改革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这对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并推动民权斗争进一步激进化。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如何影响美国核政策——以宜居世界委员会为中心的讨论

冷战时期,科学家组织曾对美国核政策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由著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创建的宜居世界委员会,通过募集捐款,支持与宜居世界委员会观点一致的人参与议员席位竞选,从而影响美国国会有关核政策议题的走向。在美国朝野关于“多边核力量”的讨论中,宜居世界委员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成为美国终止“多边核力量”的因素之一。虽然该组织在成立初期受到美国冷战政治气氛的制约,但仍然发展为对美国核政策相关议题具有影响力的特殊政治力量。

主流影像与社会想象的互动建构模式——以“冷战”电影为例

政治权力会渗透到影像的内容选控、宣传制作等方面,影像语言则通过知觉层面传达内容、内容层面表现思想和思想层面透露特征等建构着现实政治。本文基于主导叙事结构视角研究发现,“冷战”电影通过塑造伟岸的英雄、魔化异类文化、营造战争末世氛围等路径来满足预设的观众期待,提出“冷战”电影可携带其审美、价值取向、视觉逻辑对观众的习惯和习俗进行塑造,以此回应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的诉求,同时建构观众的认知结构,进而影响社会行为乃至国际政治。

战争游戏:冷战作为电子游戏的历史起点、背景与迷思

电子游戏与战争、暴力的关系,是电子游戏激起公众道德焦虑的重要原因,也是游戏研究最难回避的问题之一。电子游戏的诞生以冷战的白热化、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如火如荼为背景,《太空大战》虽然在硬件与主题上以冷战科技竞争为基础,但是也源于反文化的技术政治氛围。80年代初电子游戏开始成为主流的青少年文娱形式,正值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导弹指令》作为当时流行的射击类游戏的一员,也尝试以独特的游戏机制传达“战争中没有赢家”的反战主题。在以相对和平与繁荣为标志的90年代,冷战与核战危险不再激起青少年共鸣。《辐射》系列作为意料之外的成功,对冷战政治展开辛辣讽刺,并反过来以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让冷战迷思成为思乡症的对象。由此看来,战争游戏的滥觞,因现实的战争威胁与记忆从未远去,游戏构成了参与、抗议或追想战争的方式。

冷战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底色之一,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冷战前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塑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面貌--从强调平等、支持大政府的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旧译“新自由主义”)向强调自由、支持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转换。

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

1988年之后,联合国开始了“第二代”的维和行动。相对于传统的维和行动而言,该行动拥有很多新的使命,例如监测、组织选举或者清除地雷等。在第二代维和行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应该采取下列应对措施:把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结合起来、尊重维护国家主权、树立联合国权威等。最后,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进行展望,从而有效地开展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出版之前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特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经济这个新视角,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冷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研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

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参与塑造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安全观念,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而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促进了东欧剧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学者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问题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

跨学科视域下的情报学与冷战史研究

情报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情报活动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事实上也是一场情报大战,斗争双方美、英、苏等国纷纷增设、完善情报机构,提升情报活动手段,竭力开展隐蔽行动等情报活动,对冷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深刻影响。当今世界局势更为复杂,情报活动依然是各国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将情报学与冷战史相结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必将会产生1+1>2的效果,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农复会早期土地改革经验与美国冷战土改政策关系研究——兼论对1950年代中国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

根据1948年援华法案成立的特殊美援机构农复会,在其成立之初,由于自身的“技术路线”属性,加上同期美援政策的影响,并未在土改方面有任何实际行动。1949年初,受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外舆论影响,农复会开始将土改的重要性提到所有工作之首。南京解放后,农复会为配合美国新出台的“第四点计划”,有意将自己打造为美国农业援外的“典范”,于是选择从易于推行的减租入手,在尚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四川等地推行大规模的减租计划。中国内地工作结束后,农复会一方面通过对早期工作经验和援外模式的总结,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实施“第四点计划”的重要参考模式。另一方面,通过美国土改问题专家雷正琪,农复会的早期土改经验与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土改政策联系起来。特别是还在继续进行的中国台湾土改,不仅为政策形成提供了经验价值,更成为政策出台后最有希望成功推进的案例。美国、农复会以及国民党当局都有意将中国台湾土改打造成亚洲土改的“模范生”。通过考察农复会早期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第四点计划”的互动,以及迁台后中国台湾土改与美国土改政策的互动,可以发现中国台湾土改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既有对中国台湾土改的研究或许低估了美国因素的作用。

英文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

21世纪头二十年来英文世界冷战史研究有三个相关联的特点:冷战研究“去中心化”,冷战与第三世界成为研究热点;冷战时期欧洲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不少学者在研究欧洲冷战历史进程时,将欧洲放在中心位置进行考察,而不是把欧洲作为超级大国对抗中的一个客体来对待;有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史研究仍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冷战和平终结的研究成果。尽管英文世界学者们对于冷战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冷战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学术领域,与一战、二战一样作为一个有完整时间段的历史事件为人们所记住并进行研究。

音乐攻心:文化冷战视野下爵士乐的世界旅行

20世纪50年代伊始,爵士作为文化冷战的秘密武器,为挽回美国形象和争夺人心立下汗马功劳。作为代表性著作,《爵士大使玩转冷战》论述了美国国务院20世纪50—70年代赞助的爵士巡演。民权运动的白热化扩大了对爵士的投资。爵士的挪用机制在一次次的运转中,被美国机会主义转化为历届政府的危机公关,产生了政治的功用。美国身份政治卷入全球冷战再度激荡,在被保守主义认作异己之物加以排斥的爵士乐上,标记为一次次转型阵痛的身份操演。音乐家接受这份国家投资,将其视作民权运动胜利的象征,并投身这场为国而战与自我解放的多声部文化实践。爵士也经历了“主流化”之话语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