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中异托邦的建构与美国冷战文化的批判

美国当代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代表作《冷血》是“非虚构小说”流派的开山之作,其社会批判意义值得研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福柯也将空间置于社会文化的核心位置,认为空间与时代的焦虑有着紧密的联系。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在《冷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冷血》中呈现的危机异托邦、偏离异托邦和幻象异托邦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精神危机、种族隔离和暴力犯罪等社会弊病,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冷战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美国文化冷战中的戏剧教育:《骆驼祥子》剧本的跨洋翻译与知识生产

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戏剧翻译完成于1964年,其中不仅涉及语言文字的转换,还引发翻译者对于中文原作的重新解读。在文化冷战兴起、中美戏剧交流受阻的背景下,《骆驼祥子》的翻译出版也意味着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生产活动。本文以这一个案为中心,基于公开资料和相关档案,追溯老舍戏剧作品在美国的接受过程,同时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对中国戏剧知识的建构方式及其过程,并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冷战意识形态对美国戏剧教育的影响。

音乐攻心:文化冷战视野下爵士乐的世界旅行

20世纪50年代伊始,爵士作为文化冷战的秘密武器,为挽回美国形象和争夺人心立下汗马功劳。作为代表性著作,《爵士大使玩转冷战》论述了美国国务院20世纪50—70年代赞助的爵士巡演。民权运动的白热化扩大了对爵士的投资。爵士的挪用机制在一次次的运转中,被美国机会主义转化为历届政府的危机公关,产生了政治的功用。美国身份政治卷入全球冷战再度激荡,在被保守主义认作异己之物加以排斥的爵士乐上,标记为一次次转型阵痛的身份操演。音乐家接受这份国家投资,将其视作民权运动胜利的象征,并投身这场为国而战与自我解放的多声部文化实践。爵士也经历了“主流化”之话语嬗变。

文化冷战视野下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新疆的宣传活动(1947-1949)

美国新闻处是二战后美国在海外的宣传机构。1947年,为向新疆民众鼓吹美国的强大、进步,引起他们对美国文化和政策的共鸣,以在冷战中与苏联竞争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驻迪化领事馆也设立了美国新闻处。在两年多的运作中,美国新闻处迪化分处不仅在迪化通过图书报刊、电影、海报、英文培训班诸方式开展宣传工作,还利用访问全疆各地的机会进行亲美宣传,对当时和之后都产生了相当影响。美国新闻处在新疆的活动是冷战在中国西北边陲的投影,也是1940年代国民党当局在新疆事务上联美制苏外交设想的体现。

文化冷战与文学热:三线建设中的文艺备战研究

三线建设中的文艺活动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着多重互动关系。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战争意义上的“冷”与文艺实践上的“热”围绕着三线建设的全方位备战活动形成了有别于文革文艺的三线建设文艺热潮。在文学热中,三线建设文艺参与了三线单位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抒发了集体生活中三线人的政治情感,凝聚了三线精神,体现了重要的共产主义人文价值。三线建设文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备战,到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语境下通过主旋律叙事参与文化竞争并抵制文化霸权,再到新时代成为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军工文艺为起点的三线建设文艺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强军和文化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民族复兴道路上赓续革命文艺战斗性和先锋性的重要历史经验。

冷战文化、青春书写与影像表现——以《星星·月亮·太阳》《青春之歌》和《蓝与黑》为中心的文学考察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加上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海峡两岸三地的文艺界也从地理上被分隔开来。在"二战"后形成的文化冷战压力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部各区域的文学谱系传承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两岸三地文学意识形态分隔的历史大背景入手,以《星星·月亮·太阳》(1953)、《青春之歌》(1958)、《蓝与黑》(1958)这三部描写抗战前后沦陷区青年人辗转中国大地投身抗战事业的经典小说为研究对象,同时兼论三部文本从小说创作到电影改编的过程,试图从冷战文化、青春书写与影像表现三个角度去还原和钩沉三部经典以及它们诞生时代的特有文化氛围,进一步开拓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深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冷战文化、南下影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研究

本文将香港地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冷战文化、南下影人和文学经典化的三重视野入手,分析和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中国内地现代文学、中国香港现代文学)改编的时代背景和生存状态,还原和阐释特定时代香港左、右派文化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贡献,也为展示和分析一代南下影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创作精神留存最宝贵的文学研究个案。

好的宣传就是做得不像宣传——西方国家的文化冷战策略研究

文化冷战是20世纪美苏冷战的基本内容之一。作为文化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的战略意义,它们以"好的宣传就是做得不像宣传"为行动标准,寻求所有可能的宣传载体,采取各种隐蔽性和欺骗性手段,加强其意识形态攻势,并最终取得冷战的胜利和建立起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冷战与华侨华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宣传渗透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是冷战国际史学界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宣传史、华侨华人史、中美关系史三个领域交叉的产物。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经历了从中国政策向东南亚政策的转变,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核心宣传机构实行遥控指挥,并把《今日世界》杂志为代表的书刊纸媒作为主要传媒手段。美国对华侨华人文化冷战的主题和项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反共宣传,用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宣传美国价值观,和台湾合作与中国大陆争夺侨生教育。美国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主要并不集中在对政治、外交事件和美国政策的报道和阐释上,而是把重点投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情感的塑造上,其根本观念以及核心的宣传思路是直接诉诸塑造华人身份认同,把冷战意识形态建构为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此举于今仍有影响。研究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对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大国竞争态势可以提供一定的镜鉴。

文化冷战背景下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冷战期间,出于反击共产主义与消解"反美主义"的政治、文化需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大量的图书,致力于展现一幅"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与社会充满活力"的美国形象,以一种非常隐性的方式推动了反共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身份的文化建构和外界的心理认同,从而推动了美国文化边疆的扩张。

“文化冷战斗士”——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第二种身份”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冷战期间的重要身份是"文化冷战斗士"。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反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塑造和同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论战上。这种政治活动分子的身份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施莱辛格史学的客观超然性。

场域与文本:政治文化视域下的美国成人向动画

从生产场域到文本空间,美国成人向动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千丝万缕。在生产环节,政治权力扮演了大影像师的功能,于幕后进行操纵与把控。基于参与式政治文化理论视域来观照文本空间,美国成人向动画用符号性影像文本诠释了以种族政治、性别政治与国际关系等为关键词的美国社会最热点话题与政治文化生活;微观叙事层面呈现出镜像式意指策略与风格,包括政治人物角色化、政治事件戏剧化、政治戏谑日常化以及以英雄形象来建构镜像式的国家主体意指等,从而生成具有强烈“游戏性”色彩的美国政治社会动画异托邦。关于美国成人向动画中参与式政治文化倾向的讨论,并非出于“阴谋论”思维,而是基于美国本土社会语境的历史追问与现状反思。

语境化的文本解读与文本化的语境研究--评金衡山的《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

金衡山教授的新作《印迹深深: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是解读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又一力作。它围绕冷战思维这一内化的美国集体逻辑,从政治辞令、文学想象、大众文化多个层面探究了冷战时期美国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对抗。此外,《印迹深深》采用的跨学科视野和多元互文的研究方法也为从历史、社会、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想象力消费”视域下的文化冷战——论苏俄太空类科幻电影的美学特征

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都拍摄了大量的太空类科幻电影。近年来,美国科幻电影是中国科幻电影工业学习并试图超越的对象,而苏联的科幻电影却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苏俄太空科幻电影在共产主义政治想象、国家和民族想象、技术乌托邦想象和宗教救赎想象四个层面彰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当代中国构建“想象力消费”电影不应仅仅以美式科幻大片为靶向,还应该关注特色鲜明的苏俄科幻电影,从中汲取养料。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沦为美国文化冷战傀儡的非政府组织:富兰克林图书项目

冷战伊始,美国政府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心理战,进行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图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普及的文化传播媒介被纳入冷战战略。美国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开展了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利用官方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双管齐下,将承载着美国文化宣传意图的“精选”图书传播到冷战范围的各个角落。非政府组织在整体冷战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美国冷战文化宣传的隐蔽工具,其中,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项目以非政府活动为掩护,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翻译及发行数量巨大的美国图书,推动了美国文化宣传活动的开展,减弱对西方世界的敌视和反美情绪,增加了当地亲美或“民主运动”的概率;同时它还打开了美国图书的海外市场,建立了大量的商业联系和传播渠道,奠定了美国海外图书项目持续进行的基础。在所谓私人活动的伪装下,美国的宣传者们以一种更为隐蔽和狡猾的方式实践其总体冷战战略。

谈文化冷战与美国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

《史密斯——蒙特法》是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与教育交流活动的法律基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聚焦于《史密斯——蒙特法》的立法过程,对立法前的国内外背景和立法过程中的国会辩论记录进行了考察,探讨国会内关于国际信息项目立法的核心矛盾。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国会中的传统思维开始转变,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冷战思维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正是这一思维转向,使得《史密斯——蒙特法》得以通过。

冷战时期(1950-1974)美国国际教育政策探析

美国国际教育的兴起与美国的文化冷战战略密切相关。在教育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政策之下,美国国际教育一方面通过教育塑造美国的良好国家形象,展示美国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也成为了美国向国外教育界进行文化扩张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教育作为文化冷战的产品,在冷战初期经历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成长和变革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当今现实,我们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美国国际教育的战略思维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随之消逝,反而愈演愈烈,继续影响着今日美国国际教育的政策和格局,成为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重要推手。

冷战初期美国对外宣传战略的缘起

冷战爆发后,为从意识形态上实施遏制战略,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开展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从而利用政府相关部门,发展对外信息与交流项目,并使得此种宣传具有浓厚的文化冷战色彩。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在立法、政策和舆论三个层面上为对外宣传战略的形成夯实了基础。而美国新闻署的诞生则标志着该战略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