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烽火·冼星海》中王晓歌的角色性格塑造与演唱分析--以唱段《我的星,我的海》为例

由杜鸣作曲的《烽火·冼星海》是一部人物传记型音乐剧,展现了我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生平重要事迹及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王晓歌是剧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她倾慕冼星海,但最终为抗战壮烈牺牲。《我的星,我的海》是王晓歌牺牲前的唱段,该曲采取并列单三部曲式,通过具有民族风格及符合时代审美情趣的抒情旋律,展现王晓歌就义前的悲壮情绪,与前几场王晓歌在重唱中俏皮灵动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成功塑造了这一配角的人物性格。《我的星,我的海》作为一首配角的咏叹调,在其中使用核心主题旋律,可见其在这部音乐剧中的重要性。

革命赞歌——冼星海《在太行山上》研究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这首雄壮有力的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特别是游击队队员最喜爱的歌曲,它诞生于1938年,由爱国诗人桂涛声和致力于抗日救亡的作曲家冼星海共同创作。

传承星海精神,深耕文艺出版——《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的中国精神阐释

《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是201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纪实性人物传记,一经推出广获赞赏,于2018年被评为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代表。该书以细腻的手法讲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从贫苦艰难到艺术大成,再到担负人间正义的一生,充分彰显了冼星海的个人魅力与价值。文章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爱至诚"三个部分对该书所阐释的人民音乐家的工匠、豁达、爱国精神予以总结,以期为当代文艺工作者传承与弘扬中国精神提供积极启示。

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的“是非恩怨”

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和国立音专校长期间,1929年发生一次"学潮",冼星海等由此离开学校;1934年,聂耳报考国立音专未被录取。音乐史学界长期以来均以这两件事情作为"史实",将萧友梅置于冼星海、聂耳之对立面加以贬低。本文以翔实的史料研究"学潮"的经过及其性质,考证聂耳未被录取的背景以及真相,还这桩"历史公案"以一个本来面目,还以萧友梅在这些事件中的一番历史清白。

冼星海在武汉

1937-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进行音乐活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作曲家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曾先后组织了数十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领导、组织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歌咏游行和歌咏大会,举办了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为中国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复杂的环境使他认识到中国新音乐的出路,因而最终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音乐创作的新巅峰。冼星海在武汉的音乐活动、创作和音乐思想,对武汉抗战音乐活动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也谈冼星海研究的完整性——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本文就冼星海在海外的几段经历,如冼星海在澳门、新加坡、法国、苏联等地的诸多史实不详带来的疑问,提出思考与建议:尊重历史,首先就要端正研究观念;沿着冼星海生活的轨迹,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在拍摄完成专题纪录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整理、出版冼星海的全部作品,包括曲谱和音响,让冼星海的理想变为现实。

欸乃一声山水绿——冼星海艺术歌曲《渔父词》的“民族风格”分析

艺术歌曲《渔父词》是冼星海晚年旅居苏联时期创作的《诗歌十首》(Op1.8)中的第一首,该作品虽不是冼星海的典范之作,但却体现了作曲家努力追寻艺术歌曲民族化的创作理念。文章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入手,分析作品中蕴含的"民族风格"特色,这些特色在于:体现道家精神风貌的题材内容;充满古典诗词韵味的旋律形态;带有五声性、复合和弦与传统音乐"随腔"特点的钢琴声部;蕴含戏曲风味与书法神韵的意境渲染等。展现了冼星海对自身中国文化身份和时代创新精神的理解,而这些无疑也是当今中国音乐发展应该具有的自觉意识。

一部充满中国情愫的遗憾之作——谈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

本文以洗星海晚年的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音乐形态的分析,阐述这部作品所蕴涵的丰富的中国音乐元素,同时也涉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技术缺陷,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笔者试图通过《中国狂想曲》这部作品,透过历史的烟尘,走进一个更加完整的冼星海,并以此纪念中国新音乐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我最爱光明和太阳,但我一样地爱月亮——论冼星海的艺术歌曲创作

冼星海的名字早已伴随着《黄河大合唱》而家喻户晓,蜚声中外。然而,他的艺术歌曲创作却鲜为人知。在他的全部音乐创作中,除了大家熟悉的作品以外,还包括器乐作品与艺术歌曲作品。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其艺术歌曲的研究,来探析作曲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多样的艺术兴趣、不懈的艺术追求和全面的艺术风采,以及艺术歌曲创作的独特魅力。

冼星海与新加坡养正小学

中国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祖籍广东番禺县,先辈是终生飘泊于水上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疍民＂）,8个月以前他当船员的父亲已经去世（冼星海是＂遗腹子＂）,母子二人只得依靠也是当海员的外祖父生活。冼星海7岁时外祖父去世。

民族音乐的丰碑 时代精神的强音——浅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征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其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特点。本文论述了冼星海音乐创作中这三性形成的背景及其具体表现,歌颂了冼星海对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音乐作品只有与时俱进,反映人民的呼声,具有民族的特色,才更具旺盛的生命力。

冼星海钱韵玲婚恋录

由于生活的坎坷、在国内外的漂泊,冼星海32岁仍然未婚的事,成为了其寡母心中长久的牵挂。1937年冬天冼星海在武汉的歌咏活动里结识了小学音乐教师钱韵玲,数月后才得知她是已故著名学者钱亦石的女儿。经历了与他人数度的感情波折后,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日益亲近,1938年7月20日在武汉举行订婚礼,22日刊登了订婚启事。共赴延安的旅途中,这年10月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旅行结婚"。

冼星海抗日救亡歌声响彻缅甸——缅甸华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扩展到太平洋地区,在侨党领导下,缅甸成立“战功队”,光未然为总领队。开展法西斯宣传工作,《黄河大合唱》为主要节目首次在缅甸演出。本文记述:一、冼星海抗日救亡歌曲的三个时期;二、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相应蓬勃发展(1938年4月——1942年12月);三、1941年《黄河大合唱》在缅甸首次公演。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不久,周总理说服光未然:“不去香港,去仰光开辟工作。”

冼星海歌曲创作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优势

文章从冼星海歌曲创作角度出发，对其部分作品进行分析，论述其歌曲创作的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艺术性等特征。使我们领悟歌曲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价值得同时，对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的培养和弘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冼星海《古诗十首》创作研究

《古诗十首》(op.25)是冼星海在艺术歌曲体裁方面具有总结性的最后创作,通过对其技术形态层面的分析,试图了解作曲家晚期创作中的某些技法特征,进一步领会和理解冼星海在晚期音乐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音乐思想和艺术理念,以及冼星海在中国民族新音乐发展道路上如何做出积极的探索。此外,也期望从这部歌集中窥探冼星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展现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

岭南文化特质与冼星海的文化品格

音乐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的浸染,其审美趋向、以及创作特点和风格,也会受到这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文章仅以冼星海为例,论述近代岭南文化中勤劳务实、开放兼容、求变创新的特质,与冼星海坚韧顽强、中西文化兼容、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文化品格形成的关联。

冼星海的电影歌曲创作探讨——以《夜半歌声》三首歌曲为例

冼星海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的独唱歌曲约60首，占全部声乐作品的十分之一。大致分为三类：现代诗词歌曲、古代诗词歌曲、电影戏剧歌曲。而他的电影戏剧歌曲创作，主要是1936年为“左翼”话剧创作的插曲和供职于新华影业公司期间创作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

冼星海的新民歌创作研究

冼星海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饱学西方作曲理论,也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音乐遗存,创作出了数量丰厚、体裁广泛,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新民歌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去掉了旧有民歌中颓废、淫靡的不健康因素,而赋予民歌更为科学的艺术形式和客观真实、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使这些创作的民歌成为了"新音乐"运动的典范之作,不仅影响了现代音乐的发展方向,更为深远地对当下音乐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启示作用。

童年经验对冼星海音乐创作风格的影响

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性格。本文取心理学中童年经验这一视角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性格的形成、音乐的创作风格进行解读,以期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创作心理、作曲家、作品三者之间有机的联系。

与国魂同在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艺术人生的启迪

冼星海是我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为现代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冼星海的音乐人生历经坎坷,但他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伟大的音乐离不开它的民间土壤;完美的艺术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不朽的作品得力于其不朽的民族精神。冼星海的成功因其始终扎根民族土壤的结果,冼星海的成功也是因他有选择地吸取西洋音乐的结果,冼星海的成功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冼星海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都对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有着哲学高度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