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及基本建构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重要制度,是具有准刑罚性的民事责任。该制度具有法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正当性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博弈经济学上的正当性。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是,侵权人故意、严重侵权后果以及权利人提出申请。该制度的适用后果是,用与补偿性赔偿间比例关系的方式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与幅度。

论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的定性与制度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确立了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主要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分级公开模式、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限制模式、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模式和违法犯罪人员从业查询模式等四种模式。在理论层面,该制度存在性质定位模糊、正当性基础薄弱、有违一事不二罚的原理等问题;在实践层面,该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扩张、适用范围拓宽至行政违法、处罚一律升档至终身禁止、工具主义钳制立法等趋势。为了解决法法衔接问题和防止刑罚泛化,应当将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的法律性质认定为准刑罚类措施,在此基础上,对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予以重新架构。

无罪责能力人保安处分的立法刍议

保安处分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尤其在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学者们又将后劳教时代的保安处分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大多数在刑法中设立保安处分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二元主义的保安处分,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将保安处分作为除刑罚以外的另一种刑事法律后果与刑罚双轨运行。劳教制度刚废止不久,基于人权保障之故,并不赞同二元主义的保安处分,认为应仅就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年龄的"准犯罪"行为刑事立法化,以祛除其人身危险性为主要目的,以强制医疗和强制教育为主要手段,构建我国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且将这种制度性质确定为"准刑罚",作为我国非刑罚法律后果之一。

论惩罚性赔偿的可保性

惩罚性赔偿与"损害填平"的基本原理相抵触,本身就存在诸多争议。当惩罚性赔偿涉及责任保险,其可保性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若肯定其可保性,责任人将通过保险转移责任,惩罚性赔偿的特殊威慑功能将落空;若否定其可保性,又不符合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但通过分析责任保险对惩罚性赔偿的深层影响,惩罚性赔偿的可保性能够得到理论上的证成。此外,鉴于我国当前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特点,它的可保性还可以作为重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支点。

再论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国家公权力强制要求行为人向受害人在实际损害之外支付额外的赔偿金,具有准刑罚的性质,学者称之为“穿着民事请求权衣服的刑事制裁”。①尽管被认为是现代民法的异体物,惩罚性赔偿却是民法源头中存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