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反思--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为论域

"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立法机关把刑事处罚视线前移而体现预防范式的一种活性立法,它通过提前保护法益、设立抽象危险犯、弱化因果关系以及强调行为无价值等整体融贯、功能耦合的前沿理论获得正当性支撑。我国已在刑法分则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加以对待,从而实现对该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该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确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将面临犯罪圈扩张与刑法谦抑性、应罚性与需罚性、安全与自由等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遵循比例原则,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适用尽可能进行限缩解释。

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设立,反映了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态势,体现了反恐任务的新要求。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察,本罪的实质在于预备行为的实行化,体现了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精神。本罪的适用,不需要同时引用《刑法》总则关于犯罪预备的规定,但其自身可能存在着相应的犯罪预备形态。同时,要注意《刑法》与《反恐怖主义法》等其他法律的衔接。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规范适用

对构成要件要素“危险物品”“恐怖活动”“其他准备”作出合理解释,是准确适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前提。“危险物品”在刑法体系内解释应当保持同一性,即以“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来厘定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构成要件要素“危险物品”的内涵。对“恐怖活动”内涵的确定应立足于辨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关系,“恐怖活动”不限于只是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具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行为也属恐怖活动。基于我国刑事立法中罪的兜底皆采用“单独设项+内容单一”模式以及对兜底行为性质同质性的解读,应将“其他准备”解释为是项的兜底,而非本罪第1款的兜底。

风险刑法理论视阈下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正式确定为一项罪名。该罪名的设定将预备行为加以实行化规制,使得法益保护前置化,对于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立法依据包括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其犯罪构成包含客体及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内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确立也蕴含着一定风险,即该罪名的设定与刑法谦抑性原则间存在冲突、与适度犯罪化间存在矛盾且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公民的自由空间。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应在正确分析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贯彻刑法谦抑性、入罪环节限缩认定、安全与自由平衡等原则,克服上述风险,完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认定及具体适用。

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形式预备罪说之展开

《刑法修正案(九)》第7条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由于其不具备类型化的实行行为,不存在独立的构成要件,并不是实质预备罪,而只能认定为形式预备罪。该罪的增设不产生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法律效果。《刑法》分则对其特别规定只是预备罪的独立量刑规则,因此该罪不存在预备、未遂等停止形态,相较于《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遍处罚的预备罪,其不属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模式,并未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大化。此外,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作为预备罪的独立量刑规则,对实施该罪之行为进行教唆、帮助的教唆者、帮助者由于不存在从属根据的实行行为,而不能定罪处罚。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正当化根据与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实现了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刑法对法益的保护再一次前移到准备活动阶段,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具有正当性。在法律适用中,应当将主观上具有政治性目的作为成立本罪的核心要素;该罪既包括为自己也包括为他人将来实施恐怖活动进行准备;应当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其他类似罪名,避免扩大化适用。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法律适用研究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将预备行为实行化,在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范围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在实行行为上,本罪对"恐怖活动"的界定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对"准备行为"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本罪保护的法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在兜底条款上,"其他准备"应归属于新增的《刑法》第120条之二;罪数形态上,应通过对行为的实质解释来进行一罪与数罪的划分。

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形式预备罪说之展开

《刑法修正案(九)》第7条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由于其不具备类型化的实行行为、不存在独立的构成要件,并不是实质预备罪,而只能认定为形式预备罪。该罪的增设不产生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法律效果。刑法分则对其特别规定只是预备罪的独立量刑规则,因此该罪不存在预备、未遂等停止形态,相较于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遍处罚的预备罪,不属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模式,并未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大化。此外,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作为预备罪的独立量刑规则,对实施该罪之行为进行教唆、帮助的教唆者、帮助者由于不存在从属根据的实行行为,而不能定罪处罚。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正当性分析——基于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思考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自设立以来就面临着质疑与批判。通过其规制立场、理论依据以及司法认定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面对严峻的反恐形势,基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立场,预备行为的实行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实质预备犯与敌人刑法的概念也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不可否认,独立预备犯在司法认定中面临着兜底条款的应用、证明责任的加大、为他人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的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其在客观上扩大了刑法规制范围,所以在对该罪预备行为和教唆、帮助实施该罪行为的认定上应当注重实质判断。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以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为视角的宏观解构

形式预备犯与实质预备犯的区分提供了对预备行为进行处罚的理论依据;实质预备犯的形式要件即预备行为具备"类型性、定型性"属性,实质要件则是其对重大法益造成了侵害或紧迫危险;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符合实质预备犯的形式及实质要件;该罪第1款第4项规定中的"其他准备"应为该第4项的兜底规定;"其他准备"是指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相当的或者类似的准备行为;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间接引起了该罪犯罪形态等的丰富。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处罚范围的限定为核心

我国《刑法》总则对形式预备犯确定了普遍处罚的原则,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却对形式预备犯的处罚范围进行了合理限缩,认为只有使重大法益面临直接危险的预备行为才具有可罚性。出于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必要性和民众对安全的需求,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处罚范围必定大于我国形式预备犯的实际处罚范围。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刑事处罚所必须的法理正当性。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认定应该坚持"直接有利"标准,即准备行为只有在直接有利于狭义的恐怖活动之实行时,方能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定罪处刑。以"直接有利"标准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展开具体分析,有利于正确处理罪与非罪的关系,合理限定处罚范围,防止刑罚不当扩张。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研究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法益保护前置理念增设的一种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涉恐新罪名。本罪主观方面只能表现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为实施恐怖活动而实行四类准备行为。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要从主观、客观、情节这三个方面来把握。本罪存在各种犯罪停止形态。本罪之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依重罪处断。本罪的法定刑设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