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检察院羁押审查程序的准诉讼化--以羁押听证程序为立论基点

“准诉讼化”源于“诉讼化”,“准”字一方面指出了“准诉讼化”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其所具备的动态属性能更精准地突出我国检察院羁押审查程序尚处于改革阶段的这一客观事实。当前中国的立法仅完成了羁押听证程序“从无到有”的任务,程序设计上仍有优化的空间。提高我国羁押听证程序准诉讼化程度的关键在于推动当前的羁押听证程序从“合议式”听证模式向“对抗式”听证模式转变。

“案件事实”结构分层下的“准共同诉讼”框架——以多数人侵权案件为例

现有共同诉讼的制度逻辑在于,诉讼程序的“分与合”必须在起诉之时选定,选定之后与之相对应的程序规则贯穿整个诉讼阶段始终。但上述逻辑在实务运行中的悖论在于,法院在起诉阶段往往无法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即对多数人侵权纠纷中的因果关系类型进行准确判断。因此在多数人侵权案件中,为查清案件事实,应将传统共同诉讼类型中“分与合”的抉择放置入诉讼的动态流程进行综合评估。将整个诉讼流程划分为起诉阶段、法律适用之大小前提的找寻阶段以及司法结论的导出三个阶段,逐项分析每个阶段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利益诉求流动对比,力求建立一套与诉讼进程相结合的准共同诉讼动态判断规则。

闲置土地行政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的精准化审查

闲置土地行政公益诉讼中,因诉讼请求不够精准导致公益诉讼目的落空的现象较为普遍,请求权基础分析法为解决诉讼请求的精准化问题提供了分析视角。即从该领域请求权基础的三种类型开始、按照一般监管义务、闲置土地处置义务和行政处罚义务的顺序进行请求权基础检索,进而对被告主体资格、非不当履职原因、已全面履职、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可抗力等五项抗辩(权)进行检查应用,分别完成寻找请求权基础和抗辩权检查的小循环,利于检察机关精准提出诉讼请求,利于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在全社会的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实现该领域公益诉讼目的,希冀对其他领域公益诉讼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美国民事诉讼管辖权祖父案件——彭诺耶案的勘误与阐微

彭诺耶案在美国民事诉讼管辖问题上开启了宪法正当程序分析的先河。由于两国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我们对该案的介绍语焉不详且存在偏差。本文首先介绍该案案情;然后澄清我们对该案理解的一些偏差:彭诺耶案创制和确立了主权原则、彭诺耶案中争议对象——米歇尔案是准对物诉讼、管辖权基础加上送达才能确立管辖权;最后阐述美国民事诉讼管辖权发展历程的关键问题——国际鞋业公司案对彭诺耶案有扬有弃,遵循了彭诺耶案的主权原则,放弃了存在规则。彭诺耶案和美国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分析方法对于解决我国国内不同司法区域的管辖权问题和其它民事司法协作问题都有参考价值。

民事诉讼费用的可诉性与诉的设置

民事诉讼费用作为人民法院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 ,直接影响到诉讼中当事人人权保障和法院的权威。诉讼费用构成的不确定性和裁判机制的非科学性 ,决定了当事人对法院单方面裁断的诉讼费用具有诉的利益。而国家对公民诉讼权保障的无条件性 ,要求法律建立专门的诉讼程序 ,为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费用的裁判提供救济。

论美国法下民事诉讼中的“对物管辖”与“对物诉讼”

在美国法下的民事诉讼中,"对物管辖"包括"纯正的对物管辖"和广义的"准对物管辖"。"对物诉讼"则可分为"纯正的对物诉讼"和"准对物诉讼"。原告既可以特定的人为被告提起"对人诉讼",也可以"物"为被告提起"纯正的对物诉讼"。在"对人诉讼"中,如果法院无法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还可基于广义的"准对物管辖"获得对案件的管辖权。基于广义的"准对物管辖"的诉讼被称为"准对物诉讼",仅对特定的被告具有拘束力。基于"纯正的对物管辖"的诉讼被称为"纯正的对物诉讼",具有对世效力。"对物管辖"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责任的作用,且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转化为"对人管辖",但"对人管辖"不能转化为"对物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借鉴美国法的相关规定,即要求我国法院以被告在我国境内可供扣押的财产为依据行使管辖权之前,应确保该争议与被告财产之间,或者被告与我国之间具有"最低联系"。

论民事撤诉合意

撤诉合意是指原告与被告於诉讼外约定 ,由原告向法院撤回诉讼为内容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原告单方撤诉制度 ,没有明文规定原、被告间的撤诉合意 ,而实践中撤诉合意大量存在 ,且大都附属于当事人间就实体权利义务达成和解协议。针对这一特点 ,文章论述了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撤诉合意的合法性、准诉讼行为性质以及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并分析了撤诉合意的效力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和解制度的冲突及实务运作上的困难 ,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解制度的建议。

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选择——以指定辩护写入《法律援助法(草案)》为契机

从我国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样态来看,该程序具有启动的主动性、审理的封闭性、裁定生成的效率性等特点,可称为行政性审批模式。随着《法律援助法(草案)》将指定辩护扩大到死刑复核程序中,一直有人主张的死刑复核程序以实行控辩双方积极参与、审判中立、庭审实质化为特点的诉讼审理模式似乎将顺理成章地取代行政性审批模式。实则不然,诉讼审理模式不仅与司法现状抵牾,更面临改革成效与成本方面的质疑。鉴于这两种模式都未能协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渐进式改革思路,形成听证程序与准诉讼审理程序相结合的死刑复核程序新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死刑复核坚持全面审理、重点审查的原则,形成对被告人不上诉或仅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而展开的听证程序与被告人就事实问题或重大量刑情节提出上诉而启动的准诉讼程序。该模式的稳妥推进需要诉讼观念扭转、法律制度微调、机构改革等多重支持。

我国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建构

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诉讼形式,这类诉讼往往因分离诉讼而不能实现共同诉讼促进诉讼经济和裁判统一的功能。本文主张建构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应对,并使准必要共同诉讼和争点效、参加效制度相协调。

人格权禁令之交错属性及程序设计

民事诉讼法所面临的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协调和对接问题愈发紧迫。人格权禁令自身呈现出实体与程序、诉讼与非讼的交错法律属性,以有着公正要求的效率为价值导向,提出了交错适用诉讼与非讼法理的要求。“程序—法官—当事人”的三角作用构造可提供填补程序规则空白的理论与技术指引。在制定人格权禁令程序规则时,应当重视程序本身的作用空间,以及其与法官、当事人作用空间的关系,在实现程序功能与目的的基础上进行调节。

禁令程序在民事诉讼法典中的体系定位

现有的行为保全程序仅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无法满足权利人立即停止侵害、回复权利原始状态的需求,因此立法应设置独立的禁令程序以满足权利人的不同诉求。人格权禁令的问世是受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启发,因此将禁令程序扩展适用于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领域不存在障碍。为了避免出现多个禁令司法解释造成的重复与浪费以及“司法解释立法化”等弊端,《民事诉讼法》应对禁令程序作出统一的规定。在民事程序体系结构中,禁令归属于准诉讼程序,位列民事争讼程序之后,不适用上诉审和再审。禁令程序的裁决具有确定力和执行力,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论美国法下民事诉讼中的“对物管辖”与“对物诉讼”

在美国法下的民事诉讼中,"对物管辖"包括"纯正的对物管辖"和广义的"准对物管辖"。"对物诉讼"则可分为"纯正的对物诉讼"和"准对物诉讼"。原告既可以特定的人为被告提起"对人诉讼",也可以"物"为被告提起"纯正的对物诉讼"。在"对人诉讼"中,如果法院无法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还可基于广义的"准对物管辖"获得对案件的管辖权。基于广义的"准对物管辖"的诉讼被称为"准对物诉讼",仅对特定的被告具有拘束力。基于"纯正的对物管辖"的诉讼被称为"纯正的对物诉讼",具有对世效力。"对物管辖"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责任的作用,且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转化为"对人管辖",但"对人管辖"不能转化为"对物管辖"。我国民诉法有必要借鉴美国法的相关规定,即要求我国法院以被告在我国境内可供扣押的财产为依据行使管辖权之前,应确保该争议与被告财产之间,或者被告与我国之间具有"最低联系"。

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非诉”调解制度研究

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的处理作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诉源层面带来了纠纷数量、难度双提升的新难题。我国“非诉”劳动纠纷调解制度从原本聚焦于传统的劳动纠纷化解,不断向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进行延伸,在法律、规范性文件层面,不断进行突破,开始应对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进行“自我解题”。但在实体规则层面存在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界定不清、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尚未界定等问题,在程序规则层面救济程序性规定不够合理、救济程序规定的操作性不够强,亟需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参考清单和规则的完善先行探索,并力争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及劳动权益规制的单行法规,为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的“定准”作好铺垫。加快地方性法规的探索,对相关程序性规定进行整合,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非诉”调解制度体系,提高法治保障能力,体现“非诉”的替代性价值和分流减负作用。

远程侦查讯问程序问题研究

远程侦查讯问在疫情时期应用渐增,体现了新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嵌入。其具有提高诉讼程序生产力和维护程序自身的和平性的价值。但其实践也对刑事司法传统理论和规则造成冲击,具体风险包括对讯问方式及侦查权行使的不当限制,对综合性程序正义的部分损害,对提升侦查效率的部分阻碍,缺乏监督制约的技术滥用与证据虚假。未来应当探索搭建技术运用的程序正当理论分析框架,据此明确远程侦查讯问的适用范围,完善权利结构并进行"准诉讼化"改造,优化要素配置以重构科技与人力分工协作机制,引进他项技术以形成技术性制衡等,从而解决远程侦讯程序在刑事司法和科学技术衔接应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从长远角度为远程侦讯常态化提供论证。